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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陶儀芬所指導 張珈健的 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台灣金融自由化的歷史制度分析 (2008),提出茶壺收購價格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國家自主性的雙重面貌、金融改革、網絡化金融統御、組織一致、派系制衡、獨立、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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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茶壺收購價格,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全球新政:氣候變遷下的世界經濟改造計畫

為了解決茶壺收購價格的問題,作者NicholasStern 這樣論述:

  未來三十年,所有人的生活都將與此課題息息相關!  在暖化危機的威脅下,你知道將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將如何發展嗎?   全球溫度上升,不只是自然災害一年比一年嚴重的問題,  更是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規範、生產與消費全面調整的問題。   我們所居住的地球危在旦夕!氣候變遷讓全球各地災害頻傳,暴雨颱風越來越大、冬天更冷,夏天更熱,春秋季大大縮短,水災乾旱反復出現,這些逐漸加劇的災害,也許只是更大災害的前兆,因為地球的溫度目前只比工業革命前上升大約0.8℃而已。   如果人類持續目前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全球的溫度將會繼續的增長,當上升至2℃時,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災害將超出人類社會所能因應。更糟的是,

氣溫上升兩度後,一切現狀便「無法折返」,人類再作什麼都沒有用,也都來不及了,我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地球走向滅亡。   因此,控制排碳量已是人類刻不容緩的首要任務。然而,導致目前氣溫升高的元兇,是已開發國家,它們是過去溫室氣體的最大宗製造者,但現在我們控制碳排放,卻必須從開發中國家下手,這是一個不公平且難以取得共識的棘手問題。   本書提出了讓產業界與環保界可以共同對話的經濟模型──全球新政,一個讓地球免於走向毀滅的未來經濟藍圖   作者史登,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及首席經濟學家,他領導世界銀行一組龐大的研究人員,先花幾年的科學研究調查,確定全球暖化現象必定到來,且關鍵在「溫室氣體」,於是再花幾年時

間,提出本書這套解決辦法。這即是全球著名的《史登報告》。   史登認為,只靠法律管制碳排放,基於人性的弱點,必然無效,必須找出一條與人性相結合的方式才可行。那就是發展出一套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又可以降低碳排放量的經濟模式。這就是所謂「低碳經濟」。   過去,產業界不相信環保者的激烈訴求,環保者也不信任產業界有降低碳排放的誠意。史登可以說是目前雙方共同信任的人。因為他提出了一套經過縝密研究的模型,規劃了一個讓地球免於走向毀滅的未來經濟藍圖,既考慮環保與成長的需求,又兼顧已開發中國家、開發中國家彼此應負的責任,以新的經濟模式,降低溫室氣體總量,避免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   這是人類的「最後一堂經

濟課」,也是人類共同約定的理想未來。  我們必須攜手合作,讓地球免於走向毀滅。 作者簡介 尼古拉.史登(Nicholas Stern)   經濟學家、研究員以及作家。   2000 ~ 2003年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與資深副總裁。曾經擔任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英國中央經濟研究中心(the Government Economic Service)主任、財政部第二常務大臣(second permanent secretary)。   2006年10月,受英國財政部委託,提出本書的前身的──《史登報告》(Stern Review),以量化的方式計算地球暖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英國政府對

該報告極為重視,不但首相布萊爾公開聲明史登報告為其任內「最重要的報告」,同時也宣示將依此更積極的推動國際溫室氣體減量合作。   目前史登以經濟學者的身分,擔任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經濟學帕特爾(I.G. Patel)講座教授、葛拉漢(Grantham)氣候變遷與環境研究院院長和印度觀察(India Observatory)的執行長。   他的研究和出版聚焦於氣候變遷的經濟學、經濟發展與經濟成長、經濟理論、稅賦改革、公共政策、以及國家角色與轉型經濟。 譯者簡介 鄭麗文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曾任第三屆國大代表、中國國民黨發言人、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現為立法院第七屆委員、社會福利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委員。

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台灣金融自由化的歷史制度分析

為了解決茶壺收購價格的問題,作者張珈健 這樣論述:

本研究嘗試建立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的因果關係,並找出影響官僚自主性的制度性因素,藉此對台灣金融自由化所面臨之危機提出整體一貫的解釋。官僚體系經常必須解決自主性過強或太弱導致的危機,亦即「國家自主性的雙重面貌」,於是政經行為者如何處理官僚自主性內在矛盾將直接影響金融改革表現。追求官僚體系內部團結會降低金改政策執行的制衡力量,增加官僚獨斷濫權的風險;強化官僚體系內部制衡時,則相對減少官僚推動金改時面臨外來干預的抗衡力量,提高政策被滲透或扭曲的可能性。1949年來台的國民黨政府疏離於本土社會,迅速國有化金融體系輔以專制暴力隔絕外在的尋租壓力;另方面則將分屬不同派系的黨籍官僚混編至重要金融及行庫

要職,藉由派系相互監視的機制避免官僚濫權。這種利用非正式制度因素如派系關係、外來政權特性所構建的金融治理網絡,亦即「網絡化金融統御」,兼顧官僚體系的組織一致與內部制衡,於焉確保金融官僚既獨立又自律的統理金融改革。隨著冷戰終結、威權轉型,國民黨政府內的主要統治派系在權力繼承鬥爭時,基於政權維繫而選擇鞏固網絡化金融統御的團結,以中常會/黨管會為樞紐凝聚黨、政、商三系一體主導19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組織一致的黨籍金融官僚指揮金改時高度獨立自主,卻無可避免的籠罩於黨國濫權陰霾。拜國民黨內部分裂而在2000年猝然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缺乏駕馭官僚體制的經驗於是廣泛結盟外部政、商、學界力量,雖然意外的重現網

絡化金融統御之派系制衡,卻沒有及時演化弭平政策衝突的機制。內部分歧的金融官僚在改革過程經常面臨政令不一致,因而傾向自我約束甚至放棄管理市場秩序,讓金融自由化不可或缺的再管制付之闕如,也就使兩次金改受迫於各方勢力的扭曲與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