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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角頭、廟會與陣頭之研究

為了解決西門派出所電話的問題，作者鍾秀雋 這樣論述：

角頭是臺灣民間社會特殊的存在，置於人文地理的範疇，係指某一地域範圍，以廟為運作中心；若作為黑道類型研究，則指擁有特定範圍為地盤，其成員、行動也多在該地盤內。二者相互層疊，使角頭與地方社會及信仰事務產生盤根錯節的緊密關係，相關視野的切入與探討，是完整詮釋角頭於民間社會多重面貌的必要面向。而艋舺是臺北市最早開發的地區，擁有豐富的人文史蹟與廟會，活躍的特種產業與密集的市集，提供角頭勢力生長的溫床，是臺灣角頭文化的指標地區。本文以艋舺作為研究場域，以田野調查觀察當地角頭歷來於廟會與陣頭中的角色，及其在日常生活與地方社會的往來，深入理解在地與外界視角看待角頭的不同觀感，從而探討角頭、廟會、陣頭三者間的

關聯結構，以及角頭在地方社會中的多重身份，加以爬梳文獻，架構貫時性與共時性並進的研究取徑，同時解讀臺灣廟會在歷經社會變遷後所發展出的私人館生態，如何與既有廟會生態相互作用，及其背後承載的社會體系，探討地方社會在大環境的牽動下，所表現出的自我調適與功能轉化，並據角頭於地方社會與廟會中的多重面向，反映角頭在地方話語權結構中所佔有的位置，解析臺灣民間社會相對體制的潛在行事思維與認知。

台灣戰後建築現代化與台北都市發展歷程：以中華商場為例

為了解決西門派出所電話的問題，作者陳宇玨 這樣論述：

中華商場位於台北市中華路上，在1961年4月落成，1992年10月拆除。中華商場承載著許多台北人共同記憶，但其建物本身是否沒有保存價值而遭到拆除？本文試圖以中華商場為例，探討現代建築對於都市發展及建築現代化的意義。本文第三章梳理商場興建到拆除的過程，從清代城牆、日治時期三線道、戰後國民政府遷台的臨時棚攤、1961年改建為鋼筋混凝土、簡潔方正量體的現代化建築，到1992年中華商場拆除後闢建的林蔭大道，反映了不同時空下的政治、經濟、技術、空間思維與決策過程，所促成的空間重塑。第四章則從現代建築的角度切入，探討其設計者趙楓不同作品(1960-1968)的建築實踐，以及對中華商場的建築形式分析。此外

，也從商業、衛生機能的面向，探討建築與生活形式的沿續。第五章與國際現代建築保存運動(Docomomo)對照，論證中華商場符合現代建築保存的評估標準。本文對中華商場的探討，可與戰後台灣現代建築的學術界對話。戰後第一代大陸籍建築師在1960年代民生建築需求下，有其解決社會問題的關懷，是否將其建築內涵視為對西方機能主義的表面模仿，本文認為應以在地環境下現代建築的探索與創造來重新審視，而有不一樣的答案。對於中華商場被冠上「台北盲腸」「都市之瘤」等責難，除了需回到興建時的物質條件，本文認為不應將其視為是不現代的羞恥，進而看到參與者曾經的努力和斡旋，才能重新肯定自身的歷史感與主體性。最後，回到中華商場案例

中，其建築的價值無法被看見的問題，是現代建築共同面臨的重大危機，也是本文欲指出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