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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病人自主權利法實施的社會學考察

為了解決護照委任書d式的問題，作者黃郁芯 這樣論述：

摘 要善終是探討死亡品質的關鍵指標。末期病人一旦失去意識與表達能力，病人自主的權利將形成很多爭議，因為醫病關係中的角色與權力，涉及許多社會因素與傳統價值，使得生死議題更加複雜化。本論文以社會學的視角探討《病人自主權利法》的臨終決策，經由醫病相關角色的立意取樣，作為建構醫療決策觀點的質性研究資料，以檢視死亡品質與倫理決策之間，角色的變換對病人自主產生的問題。首先，本論文發現，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群體意識逐漸重新體認對死亡品質的價值觀，使用人工機械維持生命的思考逐漸式微，進而認同善終對瀕死病人的意義。由於臨終病人顯然無法維護個人的自主意願，親屬面對死亡的衝擊，容易在理性與情感的抉擇過程中，與現

行病人自主法律相牴觸。基此，醫病關係重視決策共識，家族文化的習俗、利益、權力，所形塑的結構體制，對於醫療共識有各種層面的干預，尤其當病人意識不清時，自主權利的角色轉移，代理人與親屬的倫理決定易與醫療決策產生衝突。第二，根據本論文發現，在城鄉資源分配的差異下，病人自主的發展基礎呈現兩極化，社經地位與醫療資訊的落差，相對也影響到社會公民對醫療自主的意識。爰此，階級差異影響預立醫療決定，主要以亞健康的中高齡者，且社經地位較高者為主，並且有城鄉的差距；同時許多人對於預立醫療仍然持觀望與遲疑的態度，顯然對死亡品質與尊嚴善終有疑慮或者沒有信心。第三，本論文的分析顯示，醫療委任代理人制度是預立醫療決定的選擇

之一，目前意願人在抉擇上以家屬擔任醫療委任代理人為多數。意願人選擇臨終決策的代理人，是建立在相信家屬能與醫生討論出最好決定的基礎上，但是並不確定代理人是否能做到維護病人自主權益。依此可見，病人從臨終到死亡的過程中，親人陪伴與信任關係相當重要。最後，本論文的研究發現，國人對生命品質與臨終決策的概念，與生命教育未能普及化與在地化有關，使得許多人尚未理解病人自主的內涵。另一方面，意願人、家屬以及醫療體系，對於法令尚有許多疑慮，尤其是醫療委任代理人的定位與病人善終意願能否確實執行的問題，致使病人自主概念的推動產生困境。醫病關係是建立在疾病的認知與治療方向的共識，反之，醫病問題的產生，也反映在知識與文化

觀念的差異上。關鍵詞：病人自主權利、死亡品質、醫病關係、家族文化、醫療委任代理人 

論醫療院所對醫師過勞職災之責任-以工作時間為核心

為了解決護照委任書d式的問題，作者洪廷玠 這樣論述：

有鑑於近幾年醫師因為過勞，發生數起造成醫師死亡、身體健康受損而不可回復之事件，深感此問題之嚴重。醫師過勞早已成為現代社會勞雇關係之重要議題，而我國依據憲法明定對勞工負有保護照顧之義務，應有積極之作為，但在現行的法秩序下，對防止醫師過勞之保障卻仍不完備。尤其是目前的醫師工時制度，造成醫師工時非常長，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將容易導致過勞發生。而過勞的醫師在醫療行為與照護中可能誤診、甚至造成醫療過失發生率上升之情形，此將間接損害病患之生命、身體與健康權益。因此醫師過勞之問題影響的不僅是醫師的勞動權，更關乎於全民的權益。 我國法規範與制度對醫師過勞之防治，則似尚有不足之處。首先雖住院醫師自108年

9月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惟主治醫師卻仍不得適用之，此造成因身分不同，保障即不同的現象；再者，醫師工作時間制度僅對住院醫師有明確規範，其他級別醫師並無明文保障，欠缺明確性與安定性，而住院醫師工時參考指引所訂定的工時長度是否合理，亦非無討論之空間。第三，我國法規範依據醫師級別不同，對醫師之保護照顧義務密度有所不同之方式似不妥適，可能發生保護之漏洞。 本文之目標係尋求適用於「所有」醫師之雇主保護照顧義務與責任。並在不同級別的醫師遭遇雇主違反義務導致過勞職業災害時之求償方法有何不同進行分析，同時探討我國法規範對不同級別醫師之保護照顧是否完備。而本文研究之法規主要涉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民法、勞動

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與「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重點將放在討論勞基法第84條之1、民法第483條之1與職安法規範下，醫療院所對防止醫師過勞之保護照顧義務與責任。除了本國法外，本文亦將討論美國紐約州住院醫師工作時間制度，以其制度與法規之優點與缺點與我國法規範比較，期望可成為我國未來立法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