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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分別來自麥田 和立緒所出版 。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系研究所 羅俊瑋所指導 林金龍的 專利公平正義實踐之研究:以專利紛爭解決與藥品專利為中心 (2021),提出賓士六期車頭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專利公平正義、全球化、超國界法、法官造法、強制授權、專利權濫用、專利保險、專利信託、藥品專利、國民醫療健康權。

而第二篇論文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李雅芬、陳昭男所指導 林佳瑩的 東石港口宮宗教觀光發展策略之研究 (2016),提出因為有 宗教觀光、港口宮、田野調查、發展策略的重點而找出了 賓士六期車頭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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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歐洲灰姑娘的分裂與蛻變、叛逆與創新

為了解決賓士六期車頭的問題,作者彼得•施奈德 這樣論述:

矛盾中閃耀著驚豔全球的生命力-----這就是柏林!   正如遲至1871年才正式統一的德國,其首都柏林也不是一個以歷史悠久、古蹟遍布而見長的都城。它沒有羅馬的競技場、倫敦的西敏寺,更沒有巴黎的羅浮宮或艾菲爾鐵塔。以地標而論,柏林可能是靠著那堵隔絕共產集權、民主自由兩個世界的柏林圍牆而聞名於世,那恰恰象徵了這個城市從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威瑪共和,直到二戰、冷戰、分裂、再統一,不到兩百年但劇力萬鈞且血淚交織的歷史。   而正如其歷史,柏林的性格也充滿矛盾,難以一語道盡。在一九二〇年代,它曾擁有最燈紅酒綠的夜生活,性解放的程度甚至超過當下,那是海明威筆下「庸俗、醜陋、放縱的城市」。它曾是支持希特

勒征服世界的帝國心臟,但在擺脫共產鐵幕的陰影後,如今又重新成為全球派對之都。它對猶太人的迫害銘刻著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然而如今它是一座文化多元、種族融合的「同志友善之城」。   是的,它「貧窮而性感」。這位拒絕定義的歐洲灰姑娘,外表灰樸單調,但掀開面紗後,就可以輕易瞥見它年輕、活潑、朝氣又不羈的現代新風貌。這就是柏林,Das ist Berlin!   締造柏林的精采人物   這樣一個複雜城市的故事是由無數精采的生命揮灑而成的,包含受納粹蓋世太保委託進行竊聽的妓女、將古埃及國寶「娜芙蒂蒂半身像」捐贈給柏林博物館但卻一度被柏林人誤解的猶太慈善家、因柏林圍牆的阻隔而破碎的家庭、童年時代被

父母剝奪受教育權利的土耳其裔女作家、水火不容的戴姆勒-賓士汽車集團前後任執行長,以及全球最知名夜店的保鏢等等…….   作者彼得•施奈德是知名的德國作家。在本書中,他從歷史、社會、文化、教育、族群等各角度,近距離觀察這個城市裡的人物、建築、公共建設、政治爭議,以及種種軼聞趣事。對想要深度了解柏林的讀者來說,這是不容錯過的選擇。 本書特色   柏林   它既是歐盟火車頭德國的心臟,   卻也是歐洲各大城市中容貌最醜、歷史最短的灰姑娘。   它曾象徵了民主自由與集權鐵幕的冷戰,被一堵圍牆割裂為兩個世界,   但在納粹時代卻是歐洲最繁華、最燈紅酒綠的性解放之都。   儘管德國人以嚴謹與紀律聞名

於世,   21世紀的柏林卻吸引了全球最叛逆的藝術家與最具創造力的企業家。   德國最知名的左派作家彼得•施奈德的深度導覽,   讓我們知道為什麼柏林人總愛驕傲地大喊:   「這就是柏林!」   (Das ist Berlin!) 作者簡介 彼得•施奈德 Peter Schneider   彼得.施耐德於一九四〇年出生於北德的呂北克市(Lübeck),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因為轉學到西柏林的自由大學主修日耳曼學、副修歷史學與哲學而從此定居於柏林。施耐德是德國戰後著名的左派作家,他於一九七三年發表的小說《連茨》(Lenz)是當時左派圈子人手一本的熱門作品。除了小說之外,這位多產的作家還撰寫劇

本、散文與評論,其中以一些談論分裂和統一後的柏林的著作最受矚目。他還通曉英文與義大利文等多種外文,曾為德國《明鏡週刊》、美國《紐約時報》、法國《世界報》(Le Monde)及義大利《共和報》(La Repubblica)撰寫文章,並曾受邀到美國史丹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等校擔任訪問學者。 譯者簡介 莊仲黎   德國漢堡大學民族學碩士、博士候選人。曾任《講義》雜誌德文編譯,譯有《怎麼有人研究這個?》、《看懂了!超簡單有趣的現代藝術指南》、《讀書別靠意志力:風靡德國的邏輯K書法》、《達爾文密碼》、《香料之王:胡椒的世界史與美味料理》、《七天學會用哲學思考》、《帶著兩隻大象翻越阿爾卑斯

山》、《守護者的凝視:八個不放棄生命的動人故事》等書。 推薦序 林育立 01柏林是個灰姑娘 02大覺醒 03建築師之爭 04波茨坦廣場 05柏林皇宮vs.共和國宮 06工業化與現代主義建築 07西柏林vs. 東柏林 08造福市民的大型建案 09我在西柏林的早期生活 10從東邊來到西柏林 11西柏林:少數派的世界之都 12柏林圍牆哪去了? 13打造柏林圍牆的普魯士建築師 14柏林的性與愛(一)黃金時代 15柏林的性與愛(二)分裂時期 16柏林的性與愛(三)統一之後 17派對之都 18碉堡美術館 19美國留下的回憶 20「沒人打算啟用」的柏林國際機場 21最荒謬的祕密組織---

-史塔西 22自由鬥士羅蘭‧楊恩 23新種族主義的復辟與反動 24柏林的小越南 25反仇外鬥士安妮塔‧卡哈娜 26新野蠻主義 27柏林的土耳其人 28廣受愛戴的區長 29呂特利中學 30救命啊,施瓦本人來了! 31造訪猶太公墓 32捐贈娜芙蒂蒂半身像的男人 33如何紀念猶太人? 34柏林的猶太人 35柏林的以色列人 36柏林的春天 漢德地名對照 漢德街道名對照 推薦序 柏林熱 林育立 資深駐德國記者   近年來,在世界許多角落,可以發現不少青年只要一談起柏林,就露出眉飛色舞的表情。他們要不是剛才從柏林回來,就是即將去柏林一趟。「柏林熱」的現象席捲全球,也感染台灣的年輕世代,柏林成了歐

洲打工度假的首選,連超人氣天團蘇打綠也來沾光,特別選在以音效聞名的前東德國家廣播電台錄製了他們的最新專輯。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提到這個「西方最醜的首都」時,「眼神立刻顯露出好奇和興奮」?既然「不是因為她漂亮的緣故」,而且是一座「從未完成的城市」(這兩句話是本書德文原版的書名),那麼柏林的魅力究竟在哪裡?這些問題,讓大半輩子生活在西柏林的德國作家施耐德(Peter Schneider)困惑不已,只好透過實地走訪,寫出大家手上的這本柏林書來找尋答案。   現年七十五歲的施耐德,在德國不僅是家喻戶曉的作家,在一九六〇年代還是學生運動的領袖,曾經與今年剛過世的諾貝爾獎得主葛拉斯(Günter G

rass)等作家,一起為左派的社會民主黨(SPD)助選。他描寫左派青年幻滅的小說《倫茨》(Lenz),曾對當年西德的知識份子帶來很大的衝擊。柏林在德國統一前後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也一直是施耐德長年關心的主題,他一九八二年在《跨越圍牆的人》(Der Mauerspringer)一書中首先提出的「腦中的圍牆」概念,直到今天還常被用來比喻東西德人之間難以跨越的屏障。   施耐德在這本書中不僅勤於爬梳新聞和史料,挖掘許多連在地人也不清楚的精彩故事,還深入分析外來族群融入德國社會的難題,對左派「多元文化社會」一廂情願的理想多所批判,在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湧入德國、衝撞在地文化的此刻,特別具有參考價值。  

 我在柏林前後也生活了十多年,身為記者,對他描寫統一二十五年來,德國政界和文化界最重要的幾次論戰特別有感。在西方各國的首都當中,柏林之所以特別值得台灣認識,除了德國在歐洲政治和經濟的領導地位外,我以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多舛的命運   政權更迭、戰火摧殘、法西斯和共產的獨裁統治、加上統一後大刀闊斧的重建,多舛的命運和複雜的身世,全都反映在柏林的市容上。雖然柏林在二戰空襲時,全城七成的建築全毀,現在看到的不是重建就是新建,柏林人卻坦然面對不堪的過去,許多戰爭廢墟和威權遺跡被劃為文化資產,這使得歷史的黑暗面反而成了城市魅力的一部分。   站在市中心波茲坦廣場上的柏林圍牆遺址旁,眼前就能

同時看到走希臘古典風的普魯士建築立面、第三帝國蓋世太保總部的原址,和統一後新建的玻璃帷幕大樓。從柏林愛樂廳的大門口一走出來,就是納粹對猶太人進行人體實驗的露天展覽;蘇聯士兵攻克柏林後,在牆壁上留下的塗鴉,也在國會大廈完整保留下來。   二十世紀人類的集體瘋狂、高壓統治和重建的意志,都能在柏林找到活生生的印證。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台灣也一樣有多舛的命運,走過戒嚴的台灣人,一踏進人類史上佈線最綿密的東德情報單位史塔西參觀,應該很容易就會聯想到「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的荒謬和肅殺,對得來不易的自由和民主有更深刻的體會。   二、誰都可以是柏林人 蘇聯在戰後全面封鎖西柏林的聯外交通,西方的盟軍

用「葡萄乾轟炸機」(這個暱稱源於美軍空投給孩童的甜點)運送民生物資到西柏林,才成功保住德國的民主命脈。柏林圍牆興建後,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親自訪問被圍成孤島的西柏林,在全城市民的歡呼聲中,留下「我是柏林人」的名言:「所有的自由人,無論生活在哪裡,都是柏林的公民。」從此,西柏林就成了自由的象徵。   當年白天還在參與學運的施耐德,一到了夜晚就是夜店和酒吧的常客,在這本書裡,將深受美國文化影響的西柏林「放肆」的夜生活,描繪得活靈活現。圍牆倒塌後,分裂四十年的東西德終於走向統一,歐盟也隨之東擴成五億人口的全球最大經濟體。打開這份歐洲新地圖,柏林正好居於地理中心,而且自由氣氛更勝往昔,「讓每位到訪者都感

到自己被接納,可以在這兒開創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   柏林的開放,從對不同族群、信仰和飲食的包容力就可以看得出來。由於地緣和文化相近,在柏林有高達三十萬以俄語為母語的前蘇聯移民。信仰伊斯蘭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也是外來人口的大宗,每當他們動用全家族的力量迎娶新娘,柏林街上的喇叭聲就響個不停。德國街頭最常見的小吃旋轉烤肉(Döner Kebab),正是土耳其移民一九七〇年代在西柏林的發明。   就連亞洲人,也能在柏林落地深根。日本的電視台在圍牆倒塌後,送給柏林上萬株的櫻花作為和平禮物,每年到了四月,這些櫻花就開得繽紛燦爛。隨後的夏季龍舟賽,每次舉辦都有好幾百支隊伍報名參加,鼓聲咚咚好不熱

鬧。施耐德對越南移民經營的商場東川中心,顯然特別情有獨鍾,在他眼中,那邊的刺青師傅技術好到「把他們的雙眼蒙住,也能純熟地把這個圖案刺在客人的背上。」   亞洲特有的小吃文化,在最近幾年也滲透到歐洲,西柏林一處公園的草地上,每到週末就有近百攤泰國移民現煮現賣的小吃。另一處在近來聲名大噪的夜市,直到深夜依然人來來往,熱絡程度不下台灣,其中有一攤一個晚上就能賣出好幾百個台式刈包。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飲料珍珠奶茶,也是柏林的台商在幾年前試賣成功後,才紅到全歐洲。   三、歐洲的未來城   創意來自開放的心胸和人與人的互動和相互激盪,來自世界各國的年輕人,用各種語言熱烈交談的景象,在柏林的咖啡館和夜店

隨處可見。低廉的房租和生活費,對創意人才也相當有吸引力。柏林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就開始興建社會住宅,戰後更有幾波造福全體市民的公共建案,全城人口租房子的比例高達八成五,公共交通到了凌晨也四通八達。在柏林生活省吃儉用,一個月只要台幣兩、三萬元就可以打發。   自由開放的城市性格,和各國人才紛紛移入的結果,柏林在App研發和網路服務等數位經濟領域,早已躍升為歐洲的先驅,新創公司募到的資金,連續兩年超越歐洲第一大城倫敦。谷歌的董事長施密特(Eric Schmidt)就相當看好柏林的前景,「低廉的房租、多元的文化和完善的基礎建設,是柏林在歐洲獨一無二的優勢,」他說:「柏林有機會成為歐洲的矽谷。」   

誠如施耐德所說,「過去這一百年期間,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座城市像柏林經歷過如此激烈、如此戲劇性的變化。」東德共黨的權力象徵共和國宮,最後為何被拆掉?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園區,為何吵了十七年才完工?《竊聽風暴》的真實人生,為何比電影情節還不堪?市區不再營運的機場,又如何在民間的努力下,轉化為全民共享的大公園?   兩德統一至今四分之一世紀,柏林在德國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早已穩固,這本書大幅著墨的這些柏林近年來最受關注的爭議,和求同存異的過程,正是德國這個國家走向開放、重新找回自信的見證。讀完這本精彩的第一手觀察,讓我不禁對柏林的未來充滿期待。 01柏林,歐洲灰姑娘西方最醜的首都為何柏林在最近這幾

年成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都會之一?要為這個問題找到答案並不容易,不過,至少我們知道,它吸引人的地方並不在於它的市容。柏林不是一座漂亮的都市,在歐洲各國首都之中,它其實是個灰姑娘。如果您從柏林一棟建物頂樓的平台眺望遠方,並不會看到羅馬建築的穹頂、巴黎建築的粉綠色鍍鋅屋頂,以及紐約摩天大樓林立的水泥叢林。柏林的市容一點兒也不壯麗,毫不令人感到興奮,更別提那種令人驚恐的刺激感,因為,柏林沒有一處游泳池位於摩天大樓的七十三樓,柏林沒有在某個令人暈眩的高處設置熱帶風情洋溢的棕櫚花園,更沒有位於摩天大樓頂樓的高級賭場,讓無法忍受在賭局中慘輸的賭客快意地從高空的露台縱身躍下,一了百了。柏林那些高度僅止於五層到

七層樓的建築物顯得如此單調劃一,從前的樓頂大多是紅色斜式屋頂,仍未改建成目前的高級頂樓公寓和休閒造景露台。僅僅在三十年前,就在柏林圍牆倒塌前沒幾年,西柏林人的起居喜好突然出現一些轉變,他們發現在栗樹與菩提樹上方的城市居家生活,明顯地優於在它們的樹蔭底下,於是他們開始嘗試在屋頂處開出一扇扇窗戶,並利用空間打造休閒露台。比起周遭那些看起來像立著的鞋盒一般的辦公大樓和飯店,頂樓的公寓現在只位於一個普通的高度。放眼望向西邊,我們可以看見那座造型類似巴黎艾菲爾鐵塔的西柏林「廣播放送塔」(Funkturm)──突出於一片建築群中;往東邊望去,第一眼則當然會瞧見三百六十八公尺高的東柏林「電視塔」(Ferns

ehturm),它鋼骨結構的球型平台在午後陽光照耀下,會反射出十字架形狀的亮光,這一點讓那些建造這座高塔的共產主義者相當不悅,因為他們原本想透過這座高聳參天的建築物證明「社會主義的勝利」。機靈的柏林人因對東德獨裁政權反感,而把這個十字狀閃光取名為「教宗的復仇」。這個懸在高空的反光現象顯得如此不可解,如此陰魂不散,它不僅讓東德政權無從擺脫它,而且還預示了它的未來:東德的終結。

專利公平正義實踐之研究:以專利紛爭解決與藥品專利為中心

為了解決賓士六期車頭的問題,作者林金龍 這樣論述:

法律主要是對當代社會現存的各種價值、利益加以均衡,從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高科技產業藉由實施專利權能所應考量的法律問題,亦即無異於當代社會所追求的法律公平正義。但是隨著全球化趨勢衝擊之影響,法律強調的公平正義內涵與價值在超國界法與本國法之間也不免互異其趣,以致彼此形成相互競合與衝突。尤其是專利權實施在全球化的運作之下,國際自有品牌公司(OBM)即經常藉由龐大資金與專利核心技術之優勢,動輒對於代工設計公司(ODM)與代工製造公司(OEM),以超國界法為名義之方式提出冗長的法律訴訟,抑或是不當行使專利權方式,迫使處於劣勢地位的競爭者自動退出市場競爭。顯而易見,專利權儼然已不當被濫用成為企業競爭策略

的一種選項。如此以來,原本是正當權利行使的法律救濟途徑,卻因權利人濫用權利而導致法律救濟機制的失衡。是則,相關專利權紛爭救濟途徑之中,代工科技業者如何既能夠符合本國法與相關科技產業需求之下,同時也與能與超國界法律接軌,遂成為值得深究的法律議題。無獨有偶,囿於法律全球化造成法律鴻溝與知識經濟全球化造成知識差距,以致國際社會成員間彼此之間相互競合與衝突,同時也發生於藥品專利之情形。自從2019年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之後,疫情也隨著人群的快速流動而跨越了國界。先進的已開發國家無不積極研發創新相關新的疫苗,以杜絕病毒的擴散與蔓延。對於貧窮落後的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而言,卻礙於無力負

擔昂貴專利藥品費用,以致於只得任憑疾病的蔓延而束手無策。顯然的,當藥品專利權的實施涉及國民醫療健康權,不免形成藥品專利權與國民醫療健康權之對立與衝突。如此以來,對於強調公平正義的法律而言,其無異形成二者間之「差別待遇」而有悖於基本人權之保障。準此,面對藥品專利權與國民醫療健康權之競合與衝突,本國法律制度之設計是否有相對因應之道,同時與現代超國界法律接軌,即成為值得探討的法律議題。有鑒於此,本文謹就「科技業者就專利紛爭得採取之法律策略」、「國民醫療健康權與藥品專利權競合關係之研究」等二項子題,以比較法學作為研究方法,進行相關資料的歸納分析與討論,除了提供學術理論探討之外,同時也希望可以提出具有參

考價值的立法政策建議,據以豐富台灣司法文化,並且與超國界法相互接軌。

塔利班與女裁縫

為了解決賓士六期車頭的問題,作者蓋兒.雷蒙 這樣論述: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故事,一個在塔利班統治下振興家園的奇蹟。 前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部記者Gayle Lemmon費時數年現場報導,深入而徹底地揭露了阿富汗人不為人知的日常生活。   「本書帶領讀者穿越多重領域的邊界,包括文化的、地理的、知性的,以及最重要的,情感的。」──穆罕默德.伊爾艾朗(Mohamed El-Erian).《大衝撞》(When Markets Collide)作者   這是一個戰爭的故事,也是一個姊妹情深、攜手奮鬥的故事……   塔利班來了!  戰火中的喀布爾,貧困,凋零,顫慄。  婦女們被迫罩上覆蓋全身的「帢兒錐」(chadri),  從此不得隨意外出購物、工作、上學

。  面紗外的世界,再也容不下她們的青春夢想。  五個立志守護家園的小姊弟,決心扛起一家生計,  從家中客廳開始,一針一線,縫製出足以造福故鄉的時裝王國。   「卡蜜拉.賽迪基扣人心弦的故事,充分顯示,為一己之所愛,我們甘願付出一切。」──Greg Mortenson.author of Three Cups of Tea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有許多默默無聲的英雌,她們對抗苦難,她們鍥而不捨,她們為人們創造了希望。《塔利班與女裁縫》就是在為這些偉大的女性發聲。本書保證令你為之動容,並展現了阿富汗難為外人所知的一面。」──Angelina Jolie   《塔利班與女裁縫》主角卡蜜拉的父親相

信,教育是改變一切的開始,他確實有遠見,因為卡蜜拉就是證明。   伊斯蘭世界踐踏女權眾所皆知,但這不表示她們都是脆弱的受害者,在本書《塔利班與女裁縫》中,阿富汗的女人雖仍是受迫害的一群,但是她們憑本事走出來的路卻是充滿希望的。   英美聯軍從塔利班政權解放阿富汗後,正在就讀哈佛商學院的ABC前記者蓋兒.雷蒙到阿富汗為《金融時報》進行採訪研究,主題是為支撐家計而從商的穆斯林女子。結果她找到了卡蜜拉.席迪奇(Kamela Sediqi),一位以縫製衣服起家的女性企業家。本書就是記述卡蜜拉成為商場女強人的故事。   當塔利班大軍進佔喀布爾,一夕之間,卡蜜拉的人生為之改寫。結束了內戰期間進修的教育學位

──對任何阿富汗女孩來講,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緊接著,卡蜜拉卻遭到了禁足,不准繼續深造,只能關在家裡。父兄相繼流亡國外之後,卡蜜拉扛起了五個弟妹的生計。憑著勇氣與決心,拿起針線,她一手創造了一個生意興旺的事業。   美國繼續增兵阿富汗,喀布爾的和平仍然遙遙無期,《塔利班與女裁縫》把我們帶到了一個新聞所無法告訴我們的阿富汗。這是一個戰爭的故事,也是一個姊妹情深攜手奮鬥的故事。卡蜜拉的經歷鼓舞了人心,同時,也讓我們對這個時代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及人道議題有了新的看法。 作者簡介 蓋兒.雷蒙 Gayle Tzemach Lemmon   現任外交關係委員會婦女及外交政策中心﹝Women and Fo

reign Policy Program a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員兼副主任。二○○四年,Gayle離開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部,進入哈佛修企管碩士,並開始寫作戰亂及戰後地區的女性創業商人,包括阿富汗、波士尼亞及盧安達。這方面的作品先後發表於《紐約時報》全球版、《金融時報》、《國際前鋒論壇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NN.com及Daily Beast,並經世界銀行及哈佛商學院出版。曾任西班牙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Fulbright Scholar﹞及德國羅伯波西基金會研究員﹝Robert Bosch Fellow﹞,精通德語、西班牙語、法語,略通達利

語。現居加州洛杉磯,寫作《塔利班與女裁縫》期間,服務於PIMCO投資管理公司。國際婦女新領導圈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s New Leaders Circle﹞及生命之聲洛杉磯領導委員會﹝Vital Voice Los Angeles Leadership Council﹞之成員。 譯者簡介 鄧伯宸   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報社編譯、主筆、副總編輯、總經理,獲中國時報文學獎附設胡適百歲誕辰紀念徵文優等獎。   譯作有《影子大地》、《孤獨的聆賞者》、《族群》、《綠色全球宣言》、《邱吉爾的黑狗》、《美的濫用》、《舊歐洲,新

歐洲,核心歐洲》、《生活之道》、《男子氣概》、《德蕾莎修女教我的事》等,皆由立緒文化出版。 推薦評論 作者識 前言 1 消息傳來,一切都改變了 2 道別時刻 3 同心編織未來 4 進軍市場 5 主意有了,但行得通嗎? 6 正式開課 7 意外的婚禮 8 新的機會 9 來自夜空的威脅 後記 前言   第一次接觸阿富汗,是在二○○五年一個嚴寒的冬天凌晨,當時,剛結束兩天的旅行,從波士頓經倫敦飛抵杜拜。整個晚上待在杜拜第二航站,等候阿里亞納航空公司早上六點三十分飛往喀布爾的班機,由於太過焦慮,無法入眠,整個人頭昏眼花。航空公司要求旅客提前三個小時抵達,本來打算找家旅館落腳的,因

此也就變成多餘了。巨大的黑色航班公告欄上打出黎明前起飛的目的地:克拉蚩(Karachi)、巴格達、坎達哈(Kandahar)、盧安達,讀起來宛如這個世界上化外熱點地區的一覽表。我知道自己是機場裡面唯一的女性,在沒有什麼裝設布置的第二航站裡,靠在角落的窗台上,等待手機充好電,儘量不讓自己引人注意,但每有男人經過──身著寬鬆的沙里卡密茲(Shalwar kameez),手推銀色行李車,車上堆得老高的行李,用咖啡色的寬帶子綑綁著──我還是感覺得到他們疑惑的眼光。心裡嘀咕著,他們一定覺得奇怪,半夜凌晨三點,一個年輕女人獨自在這裡搞什麼名堂?   說老實話,我自己也覺得怪。閃進空蕩蕩但剛清潔過的女用洗手

間,把在波士頓穿上的那一身行頭:灰色的套頭衫、卡瑟牛仔褲(Kasil jeans)和英國牌子的褐色皮長靴,換成一條寬鬆的黑長褲、黑色長袖T恤、黑色雅洛梭鞋(Aerosoles)和黑色襪子,唯一不黑的,是一件寬鬆的鐵鏽色毛線衣,在麻州劍橋一家新時代(New Age)水晶店購得。再拿出朋友艾麗亞(Aliya)借我的那條黑色羊毛圍巾,按照她教的,勉為其難地往頭上肩上隨意一套。當時,我們還在幾萬公里外,坐在她哈佛商學院宿舍裡的絨布沙發上。如今,二十五個小時之後,獨自一人在杜拜機場沒有半個人影的洗手間裡,又撥又弄,十幾個來回,自己才勉強覺得滿意。看著鏡裡的人,幾乎認不出來了。「好啦,可以了。」大聲朝著鏡

中憂心忡忡的人說:「這趟旅行一定很棒。」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樣,橡皮鞋跟一轉,走出女生洗手間。   八個鐘頭之後,走下金屬梯子,來到喀布爾國際機場的臨時停機坪上,陽光燦爛,撲鼻的是冬天空氣的冷冽,清新但帶著點煙氣。拖著橘紅色行李箱,又要顧好艾麗亞的羊毛圍巾,一路跌跌撞撞,每走幾呎就要停下來調整面罩。沒有人告訴過我,走動時要固定好面罩竟然那麼難,更何況還拖著沉重的行李。周圍的那些女人那麼優雅,她們是怎麼做到的?想要學她們,反倒顯得可笑,彷彿外來的番鴨,搖搖擺擺於土生土長的天鵝之間。   機場是一九六○年代的風格,等了一個小時,看著仍然丟在跑道邊的俄羅斯坦克骨架,不免滿腹疑惑,蘇聯離開阿富汗,那可是好

幾十年前的事了。迅速通過護照查驗,沒有意外。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我心裡想。一走出海關,周圍的人便朝著不同的方向一哄而散,方向感十足,只有我四顧茫然。突然之間,胃裡一陣劇烈的抽搐,我了解,自己既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何去何從。前往遙遠而危險的地方,新聞記者通常都有「地陪」,也就是有個當地人,或男或女,幫著打點行程、採訪、食宿。我的呢?一個名叫莫哈麥得的年輕人,連個影子都沒看到。胡亂翻著皮夾,找他的電話號碼,又無助又害怕,卻要裝出一副冷靜沉著。他到哪裡去了?我問自己。他在電子郵件中答應了一個美國人,美國廣播公司以前的一個新聞製作人,說他會到機場接機,難道他忘記了?   最後,總算在皮包底下摸出

一張皺兮兮的紙,上面寫著他的手機號碼,但卻又沒法打給他。自己的那支英國手機,我可是老老實實地充滿了電,但到了喀布爾,倫敦的SIM卡卻不管用,真是白忙一場。   十分鐘過去,二十分鐘過去,始終不見莫哈麥得。我不禁想,搞不好五天之後我人還卡在喀布爾機場裡面。眼看阿富汗人都高高興興湧出了玻璃大門,孤獨感油然而生,更勝於清晨三點在杜拜的第二航站。這時候,唯一能讓我稍微感到安心的,是機場前繞著龐大北約坦克巡邏的英國士兵。心想,萬一碰上了最壞的情況,我還可以向那些老英求救。一輛停在機場前的坦克居然可以安定人心,這我還是從來沒想過的。   最後,看到一名男子,約莫二十來歲,留鬍子,在機場前門的角落擺了小攤,

販售電話卡、糖果和果汁,我趕忙掏出一張五元美鈔,笑盈盈地用英語問,是否可以借用他手機。他微笑著把手機遞過來。   「莫哈麥得。」我大聲喊叫,確定他聽得到我。「哈囉,哈囉,我是蓋兒,美國記者,人在機場,你在哪裡?」   「哈囉,蓋兒。」語調平靜。「我在停車場,已經來兩個鐘頭了。我們不能太靠近,因為安全考量。跟著人群走就對了,我會等妳。」   啊,安全考量,我怎麼會沒有想到。   推著超載的銀色行李車,走了兩個足球場那麼遠到停車場,距北約坦克和英國士兵足足有一哩之遙。   「歡迎來到喀布爾。」他一把搶過我為這趟旅行剛買的綠色艾迪寶爾(Eddie Bauer)行李袋,裡面塞得滿滿的,有頭燈,有長襯褲

和毛毯。我心想,像我這種傻乎乎的老外,莫哈麥得在機場一定接過不少。他曾經和新聞記者工作多年,本身也是新聞工作者。我的一個朋友,任職倫敦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堅持要我非僱用他不可,因為,她信任他的專業、經驗與可靠,這些正是我最需要的;因為在二○○五年冬天的喀布爾,只要一次偶發的火箭彈攻擊與爆炸,就足以升高成為一場暴亂。那一刻,對於她的幫忙,我還真是感激莫名。   雖說是阿富汗的首善之區,街上卻亂成一團,拄著枴杖的截肢者、拼湊的汽車、驢子、雙輪燃料拖車,加上聯合國的休旅車,無不爭先恐後,沒有交通號誌,只有一個半吊子的警察在指揮。喀布爾汙濁的灰黃空氣,更是任何東西都不放過,包括肺、毛衣、頭巾與窗戶。數

十年的戰爭打下來,從樹木到排水系統,一切摧毀無遺,只留下一堆遺毒。   這樣蠻荒的都市,我還是頭一次見識到。駕駛人非把車頭跟我們的藍色豐田逼近到只剩兩吋才疾速切入他們的車道。和我們一同塞在交通的大打結中,不論什麼車,豐田、三陽、賓士,車上的阿富汗音樂都開得震天價響。整個城市,喇叭聲響得震耳欲聾。肩上鬆垮垮掛著毛毯的白髮老人,信步走過車前,完全無視於來車,使交通為之停頓。這種無政府狀態的大混亂,很明顯地,他們都習以為常了,這才是喀布爾嘛。   但我可不行。我還是個新手。   那時候,我在哈佛商學院修企管碩士,念到第二年,正逢寒假。   新聞一直都是我的最愛,成年以後,大部分時間待在美國廣播公司政

治組,但一年前,也就是三十歲那年,我卻放棄了總統大選的採訪工作,給自己來了個重大轉變,決心追求自己對國際事務發展的興趣。當時,我清楚知道,如果再不離開,機會從此不再。於是,我跳脫了華盛頓特區那個溫暖的繭,進入研究所,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個充滿故事性,還沒有人做過的題目。至於故事,則是要和這個世界息息相關的。   在我所關心的議題中,其中之一是:婦女在戰亂地區從事的商業經營與管理。亦即一種通常發生在世界上最危險的衝突核心地區,需要特殊勇氣而又鼓舞人心的創業活動。   我的調查從盧安達開始。在那兒,我針對婦女為自己及別人創造商業機會,並在國家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做第一手觀察。一九九四年的滅族大屠殺剛結束

,婦女佔盧安達公民數的四分之三,十年之後,也還是佔多數。首都基加利(Kigali)的國際組織官員──都是男性──告訴我,根本沒有故事,在盧安達,婦女連小企業都沒有,充其量只是做些小生意,在路邊擺個攤子,賣些水果和手工藝品,根本沒什麼利潤。但我的報導顯示他們錯了。我發現,有的婦女擁有加油站,有的經營旅館。我訪問的水果商則說,她們的酪梨和香蕉銷往歐洲,一週兩次。不久之後,我在《金融時報》發表一篇報導,介紹了幾位我認識的商人,都是最成功的創業者,包括一名賣籃子的女性企業家,客戶是紐約著名的連鎖百貨梅西百貨公司(Macy's)。   只不過幾個月之後,我到了喀布爾,同樣也是為《金融時報》撰稿,報導一個

令人驚訝的現象:在塔利班接掌政權後,新一代的阿富汗婦女冒出頭了。同時,我承諾為一個個案研究找一個主人公,來年作為哈佛商學院的教材 。我以前的網路新聞同事都試著幫我準備喀布爾之行,把他們的關係跟我分享,為我鋪路,但我到了才了解,對於這個國家,我知道的實在太少。   我所擁有的,不過是那股追求故事的熱望而已。   說到戰爭及其所造成的創傷,無可避免地,絕大部分的故事都聚焦於男人,包括士兵、返鄉的退伍軍人、政治人物。我想要知道的是,對於那些被遺棄的人──縱使世界已經分崩離析,但仍然要走下去的那些女人──戰爭究竟是什麼樣子。戰爭重新打造了女人的人生,迫使她們,往往都是出其不意──完全沒有準備好──就變

成了賺取麵包的角色。為了負擔家人的生計,她們想方設法養活自己的孩子乃至社區。但她們的故事卻少有人講述。我們總是因循舊習,把婦女看成是戰爭的犧牲品,值得一灑同情之淚,而不是韌性十足,希望贏得人們尊敬的存活者。我所要改變的就是這種情形。   為了尋找這樣的故事,我來到喀布爾。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攻擊之後,美國與阿富汗軍隊聯手驅逐了塔利班,阿富汗婦女困苦的境遇也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四年前,在一個禁止女人上學上班的國家,她們是從什麼樣的事業上出發。自波士頓啟程,隨身帶了四頁紙,不空行打好字,用釘書針釘上,上面是用得上的人名和電子郵件信箱,全都是幾個星期下來,與電視記者、平面媒

體新聞工作者、哈佛的朋友以及當地救援人員交換意見所得來的。   和莫哈麥得討論採訪的構想。在新聞工作者常下榻的飯店裡,餐廳空蕩蕩的,幾杯茶過後,我問他是否知道任何經營自己生意的女性。他笑了起來。「妳知道的,在阿富汗,男人從不過問女人的事。」但略微思索之後,他抬起眼睛看著我,承認有,他曾經聽人說過,喀布爾的確有幾個婦女在做自己的生意。我希望他不是隨便說說。   隨著日子過去,我追蹤了幾個可能人選,但都沒有結果。在我所獲得的人名當中,許多婦女都是從事非政府組織工作,根本和做生意無關。事實上,據我所知,國際社會在二○○二年首次大舉進入阿富汗時,登記成立非政府組織比成立公司容易得多。誘因其實早就存在了

。在華盛頓和喀布爾,美國的官員一直都在幫助阿富汗的女性商人,為她們舉辦公開活動,甚或砸下數百萬美元的政府經費,但在這裡,我拚了命想要找的並不是這一類的女性,而是一個靠自己本事站起來的創業者。她們一定在哪個角落裡,問題是,我是不是找對了地方呢?   我的時間快用完了,開始擔心自己恐怕要空手而回,讓《金融時報》和我的哈佛教授失望了。最後,一位曾經和紐約非營利組織企業和平理事會(Bpeace)合作過的婦女告訴我,有一名年輕的女裁縫,名叫卡蜜拉.賽迪基(Kamila Sidiqi),已經轉型成為連鎖企業,不僅經營自己的公司,而且是在年僅十幾歲時,在塔利班時期那種完全不可能的情況下,就已經開展了自己的生

意。   幹記者那種全身細胞都動員起來的興奮,這下子我全感覺到了,衝新聞的腎上腺素升起,那可是新聞工作者夢寐以求的。想想看,一個身穿袍服賺麵包的女人,居然在塔利班的高壓統治下開創了一個事業,是何等了不起呀!和大部分外國人一樣,照我自己的想法,在塔利班統治的歲月中,阿富汗的婦女無非是無限期軟禁的囚犯,既安靜又聽話。我著迷了,急著想要了解更多。   挖掘得越多我就越加了解,在塔利班統治時期,有不少年輕婦女都在創業,卡蜜拉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在戰爭及惡政的高壓下,喀布爾的經濟崩潰,迫於賺錢養家的壓力,她們把小本經營變成了大契機,在法律的邊緣下求生存。就和全世界的婦女一樣,為了家人,她們永遠可以闖出一條

路子,知道如何使之運作,乃至如何使之興旺起來。   有些婦女在外國的非政府組織工作,通常都是從事婦女保健方面的事務,也是塔利班政權容許繼續運作的。醫生既然還在行醫,同樣地,協助婦女學習衛生保健的女性也可以。有的人則在地下學校教學,教導女孩與婦女,課程從微軟視窗到數學、達利語(Dari,譯註:一種在阿富汗使用的伊朗方言)以及可蘭經,無所不包。這些學習班遍布整個喀布爾,有的是在私人家裡開課,有的更好些,設在塔利班准許的安全地帶──婦女醫院。但婦女永遠都要提心吊膽,只要有人跑來警告,說神學士來了,上課馬上就要停止。另有一些人,例如卡蜜拉,開辦家庭企業,冒著極大的危險為自己的產品尋找買主。儘管行業各異

,這些婦女都有一個共同點:她們的工作關係到家人的生存或是溫飽,而且她們都是自食其力。   所有這些英雌的故事,從來沒有人詳細敘述過。塔利班統治之下,婦女遭遇的痛苦與絕望,倒是不乏感人的日記,塔利班衰落之後,有關婦女創造新機會的勵志書籍也不少;但這一類故事不同,其所談的是,在外界遺忘她們時,阿富汗的婦女是相互扶持的。她們的國家貧窮破碎,完全沒有外來的援助,但她們自立自強,幫助鄰里,重新打造了她們自己的前途。   卡蜜拉就是這一類的年輕婦女,從她對今日阿富汗人的持續影響來看,她的工作可以說是最具有創見的。從她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變動軌跡,先是塔利班士兵在她家門前的街道上巡邏,之後將近十年的

時間,則是美國不斷地派兵進駐。同時,她也讓我們注意去觀察,過去十年的小小進步,對阿富汗婦女來說,究竟會是一個新的開始,還是外國人所造成的一種反常現象。   決定要寫卡蜜拉很容易,但真要做起來卻不然。訪問卡蜜拉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那幾年中,當地治安每下愈況,自殺炸彈和火箭彈攻擊的頻率與威力俱增,喀布爾成了一座恐怖之城。到了最後,這些事情變得既複雜又相互牽扯,每一次下來,都足以把喀布爾市民釘在家中和辦公室裡,一釘就是好幾個小時。即使是一向隨遇而安的莫哈麥得,偶爾也會變得神經兮兮,把他妻子那條伊朗款式的黑色頭巾帶來給我,好讓我看起來更「在地」一點。每次事情過後,我都會打電話給我先生,告訴他一切平安,叫

他別太在意谷歌快訊(Google Alert)中有關「阿富汗的」壞消息。同時,整個喀布爾的水泥牆也越來越高,四周的鐵絲網越來越密。在喀布爾,我和每個人一樣,學會如何在每次進入建築物時,應付武裝警衛和多重安全檢查。暴徒與叛亂分子開始從家裡或汽車綁架外國新聞工作者及援助工作人員,有時候是要錢,有時則是為了政治目的。聽到攻擊與可能發生攻擊的傳言時,新聞界的朋友和我會花好幾個小時交換訊息,當附近地區的安全亮起紅燈時,我們會互相通報,避免當天前往。有一天下午,做完密集的訪問,我接到美國大使館打來的一通關切電話,問我是不是前天遭到綁架的美國作家。我向他們確認不是。   這種惡化的情況使我的工作變得複雜起來

。在塔利班時期,和卡蜜拉一起工作的阿富汗女孩,由於擔心她們的家人和老闆,對外國人的拜訪有所顧忌,變得越來越緊張。有些人聽到同事的過度渲染,嚇到了,乾脆就加以拒絕。「難道妳不知道塔利班要回來了?」一名年輕女子緊張兮兮地小聲問我。當時,她是為聯合國工作,但卻把塔利班時期她為非政府組織工作時所碰到的情形告訴我。「他們什麼都知道。」她說:「如果我丈夫知道我跟妳講話,就會和我離婚。」   碰到這一類的問題,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一定盡自己所能保護我的受訪者及自己,在穿著上,我甚至比周遭的阿富汗婦女還要保守;我戴的頭巾都是自己的,是我在加州安納罕(Anaheim)一家伊斯蘭服裝店所購置;此外,我還學習說

達利語。每次抵達商店或辦公室要做訪問時,我盡可能保持沉默,讓莫哈麥得代替我和安全警衛及接待人員打交道。我明白,自己越是不顯眼,我們每個人也就越安全。   在一次採訪過程中,正好碰到聯合國一處招待所在清晨時分遭到攻擊,五名聯合國的員工死亡。此後許多個夜晚,連鄰居的貓走過屋頂上的塑膠板,我都以為是有人要侵入,會立刻跳下床穿上拖鞋。一個朋友甚至半開玩笑地建議,我大可在屋裡準備一支AK-47,以備不時之需。我立刻就同意了,但我的室友卻表示擔心,除我的用槍經驗不足不說,這樣一來,只怕會弄巧成拙,產生的危險將更大。   卡蜜拉和她的姊妹們也擔心我的安全。   「妳難道不擔心嗎?妳的家人怎麼說?」卡蜜拉的姊

姊瑪莉卡(Malika)問我。「現在在這裡,對外國人而言是極危險的。」   我提醒她們,更糟的日子她們都走過來了,而且從來沒有停止過工作,為什麼我就要呢?她們雖然不服氣,但知道我是對的;塔利班統治的歲月雖然危險,她們卻鍥而不捨,沒錯,她們不得不這樣,但更重要的是,她們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對的。我又何嘗不是!   我堅持留在喀布爾,加上以後兩年每年都回來,贏得了她們的敬重,也加強了我們的友誼。另一方面,對卡蜜拉家人的了解越多──她們對服務與教育的奉獻,以及想要為國家做些不一樣的事情──也使我對她們的評價更為增高,鞭策自己不可辱沒了她們所立下的典範。   久而久之,卡蜜拉的家人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一個姊妹幫助我學習達利語,另一個特地為了我這位吃素的美國客人,用米飯、花椰菜和馬鈴薯準備傳統的阿富汗餐點。傍晚我要離去時,她們堅持先去查看我的車是不是還在外頭,等確定無誤了,才讓我穿鞋走人。在她家客廳,我們一同喝茶,吃小點心、一種叫菟特(toot)的北方乾莓,度過了許多個下午。不工作的時候,我們東扯西拉,談丈夫、政治,以及在阿富汗美其名安全的「時局」。卡蜜拉的幾個外甥女剛會走路,可愛得不得了,我們拉著她們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還有,我們彼此關心。   在喀布爾,我所看到的是一種我所從未見的姊妹之情,其中滿是體諒、歡笑、無畏、對世界的好奇,還有最重要的,工作的熱情。認識卡蜜拉的第一天,我就看出來了

:這個年輕女性全心全意地相信,由自己的事業起步,再幫助別的婦女同樣去做,於保全這個飽經憂患的國家將會有所貢獻。身為新聞工作者,我有必要弄清楚:這樣的一種熱情,這樣的一種使命,究竟是從何而來?還有就是,對於阿富汗的前途以及美國的參與其中,卡蜜拉的故事到底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   接下來,就聽我講故事並回答這些問題吧。 1 消息傳來,一切都改變了  「敬愛的卡蜜拉,本人非常榮幸為妳頒發證書。」  一位男士,矮小灰髮,皺紋深刻,遞給一位年輕女性一份正式文件,神態莊嚴地說。卡蜜拉接下文件,上面寫著:  謹此證明卡蜜拉.賽迪基修畢薩依德.賈瑪魯丹(Sayed Jamaluddin)教師訓練所課程阿富

汗.喀布爾一九九六年六月  「謝謝你,所長。」卡蜜拉說,融雪般的笑靨綻放。家裡面,她是第二個完成薩依德.賈瑪魯丹兩年學業的人;姊姊瑪莉卡早幾年畢業,如今在喀布爾教中學生,不同的是,當年瑪莉卡往返學校的途中,可不需要處理內戰中不時會碰上的砲彈與火箭彈。  卡蜜拉緊握著那份寶貴的文件。頭巾鬆垂,略向後滑,露出幾縷披肩褐髮。寬腿黑長褲,一襲及地的袍服,褶邊下一雙尖頭低跟鞋探出頭來。在穿著上,喀布爾婦女是出了名的敢於突破傳統,卡蜜拉自也不例外。在過去,許多喀布爾婦女上首都逛街時,都是穿著西方服飾,也不戴頭巾,直到一九九二年,也就是四年前,反蘇聯的反抗軍「聖戰組織」(Mujahideen)推翻了莫斯科所

支持的納吉布拉博士(Dr. Najibullah)政權,女性的公共空間和穿著才開始受到大幅限制,除了規定男女不得同室辦公外,頭巾與袍服一樣都不能少,穿著務必樸實無華。喀布爾的女性,無分老少,只有乖乖聽命,只不過許多人都和卡蜜拉一樣,會在寬鬆的外衫下面穿上一雙漂亮的鞋,把死規定給搞活。  相較於一九五○及六○年代,可是天差地別,那個時候,走在都市化的首都街上,時髦的阿富汗婦女無一不是歐式風格的裙裝,配上相得益彰的頭巾。到了一九七○年代,喀布爾大學學生齊膝的短裙搭上流行的軟布鞋,更是令保守的鄉下人大驚失色。在那段劇烈變動的時期,校園裡的抗議活動和政治騷動根本就是家常便飯。但所有這一切都是過去的事了

。卡蜜拉出生僅兩年,亦即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在聖戰組織發動的一場長達十年的反抗戰爭中,最後讓俄羅斯人付出了血的代價。第一輛俄羅斯坦克開進阿富汗之後,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卡蜜拉和她的友朋輩都還能過著和平的歲月。但到了一九九二年,蘇聯倉皇退出她們的國家,獲勝的聖戰組織首領為了控制喀布爾,緊接著就展開了內部鬥爭,慘烈的內戰震撼了喀布爾的居民,一夜之間,街市變成了競爭派系之間的戰場,雙方爆發近距離的槍戰。  儘管內戰如火如荼,卡蜜拉的家人和成千上萬其他喀布爾人一樣,盡可能地照樣上學上班,只不過在她們的朋友中,也有不少人舉家逃往鄰國巴基斯坦與伊朗避難去了。新的教學證書到手,卡蜜拉馬上又要展開新的學

習,這一次是進喀布爾教育學院(Kabul Pedagogical Institute),是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學,成立於一九八○年代蘇聯佔領期間的教育改革年代。兩年之後,她就可以獲得學士學位,然後在喀布爾開始自己的教書生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夠成為一名教授,教達利語甚至是文學。  儘管用功多年,對未來懷抱著樂觀的期望,但卻沒有歡樂的畢業典禮為卡蜜拉的成就加冕。首都裡面的宏偉建築物和中產階級社區全都人去樓空,內戰把整個城市變成了鬼域,道路柔腸寸斷,供水系統瓦解,到處都是斷垣殘壁。交戰派系的火箭彈不時劃破喀布爾的天際線,落到首都街上,不分青紅皂白炸死居民百姓。畢業這種平常小事,連用想的都會有危險,遑論

參加。  把證書放進牢靠的褐色文件夾,卡蜜拉走出行政辦公室,身後仍有一列年輕婦女排隊,等著領取各自的文憑。走過落地窗面向薩依德.賈瑪魯丹大門的狹窄走廊,經過門廳,有兩位女生正專心說著話,卡蜜拉無意間聽到了她們的談話。

東石港口宮宗教觀光發展策略之研究

為了解決賓士六期車頭的問題,作者林佳瑩 這樣論述:

本文以位於臺灣南部的媽祖信仰重鎮-嘉義縣東石鄉的笨港口港口宮為例,透過研究了解該宮廟宗教觀光蓬勃發展的原因。經蒐集相關文獻,進行田野調查,進一步資料分析,綜合判讀,最後歸納結果。本研究之模式與結論,提供後續有關研究者參考,也作為主管單位及其他發展宗教觀光相關單位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