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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風格、工作三需求對船員心流經驗之影響探討

為了解決郵局海運大陸的問題，作者連玉褀 這樣論述：

臺灣四面環海，屬海島國家，而海運是國際貿易中最為蓬勃的運輸型態，航商運能持續成長，船員人力需求也持續增加中。面對到船員人力短缺的問題，一方面除了加強招募人力，另一方面透過改善船員的工作條件來提升船員的留任率。隨著船員議題的學術研究越來越豐富，部分的研究主題也從工作環境的改善提升到心理層面的工作改善。Csikszentmihalyi在1997年提出心流(Flow)，心流經驗是指一個人或團隊在生活或工作時產生完全沈浸其中，感覺自己有能力完成艱鉅任務的心理狀態。此一經驗引發學術研究者的興趣，探討的對象也從競賽團隊擴及於職場的任務團隊。由於船員間的工作場所是需要高度互動的工作團隊，同儕與從屬間相處的

時間較其他職場環境更長，團隊對於船員個人的工作感受和認知的影響值得探討。船長領導風格緊密影響船員工作之感受，在船員管理相關議題中，對於船員內在工作動機的了解也較為缺乏，因此本研究擬以俄亥俄理論與McClelland三需求理論探討船長領導風格、三需求理論與心流經驗間之關聯。本研究係以國內貨櫃船、散雜貨船之船員為對象，探討領導風格、三需求理論與心流經驗之關聯性，透過問卷調查方式，共收回 260 份問卷。所得資料由敘述性統計、信度、Pearson積差相關及層級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以瞭解變項間的關聯性。主要實證結果如下：1. 船長體恤領導對心流經驗有顯著影響正向效果2. 船長倡導領

導對心流經驗無顯著正向影響效果3. 船員成就需求對心流經驗有顯著影響正向效果4. 船員權力需求對心流經驗有顯著正向影響效果5. 船員親和需求對心流經驗有部分正向影響效果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及實證研究結果，對研究發現進行深入探討，並且提出管理上及後續研究之相關建議。

近代通訊與殖民地臺灣-以電報、電話為中心

為了解決郵局海運大陸的問題，作者曾立維 這樣論述：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陸續展開鐵路、築港、道路、通訊等基礎建設，以做為統治開發臺灣之需。臺灣總督府在面臨不同時期的官民通訊需求，提出了不同因應措施，透過說明總督府革新措施的執行情形，可了解總督府在通訊發展中主要著重於哪些方面，以及背後所隱含的想法。基本上，日治時期臺灣，近代通訊電報電話事業發展，可分為五個階段：(一)、1896年至1908年是電報電話事業萌芽期。(二)、1909年至1917年是電報電話事業快速擴張期。(三)、1918年至1927年是電報電話事業緩慢成長期。(四)、1928年至1936年是電報電話事業革新期。(五)、1937年至1945年是電報電話事業的急速擴張時期。日本統治剛開

始時，以「速成急設」策略下開展的近代通訊事業，在臺灣民間社會對近代通訊設備使用的需求不大時，並未發生太大不便及問題，因為如電話這樣網絡型服務中，要產生所謂網絡外部性現象後才有可能快速的擴張。在總督府的推動下，近代通訊電報電話的業務服務據點，至少於第二個發展階段時，已在臺灣社會有一定的普及度。這樣隨著對於電報電話使用數量增加後，先前建設時採取的應急兼用之措略，開始有破綻出現，也就要民間對通訊設施有更大需求，而與官方需求開始產生差異。由限制臺灣電報電報事業發展的兩個主要問題，電話用戶申請加入未開通問題，及臺日海底電報線故障通訊能力不足問題，可看出總督府官方與民間商工業者，彼此對通訊需求的差異。對於

總督府的通訊需求來說，初步的全島性通訊網的達成，以及改善統治機構間聯絡的不方便是急切重要的，但是進一步的提高通訊品質，則未必是那麼急切要進行的事務，而這正是民間商工業者的需求。此反應在對總督府來說，治安、行政網的通信基礎建設目標達成後，就進一步促使電話交換局和電話用戶更加普及，讓電話通信網絡更能發揮其功用及優勢，是較缺乏動力且不具積極性。在1920年後，臺日間因3條海底電報線故障導致的電報傳送延遲、停滯，甚至完全不通的情況。對於常常利用臺日間電報通信的商工業者來說，其所需要的是一個能長期穩定且具有充足容量可供收發，又快速不延遲的電報通訊系統。這也是為何民間商人組織如臺北商工會，總是比起臺灣總督

府更重視臺日間電報通訊設備不足之問題，及提出許多具體改善措施。若與大約同時期電話用戶申請加入未能開通問題相比較，對於兩者最常利用的商工營業者來說，由全島實業大會各時期提出給總督府的意見來看，則與日本國內電報通信的能力提升及時間的縮短，比起電話用戶擴張問題，才是他們比較重視的議題。這也剛好反映在總督府對於這兩個問題解決的態度上，相對於總督府對電話用戶擴張態度的消極，則對臺日間電報通訊的改善擴張上，是較為積極且快速。就臺灣經營者來說，日治前期因未感受到新通訊設備對其經營有何益處時，當然不會引起商家們去裝設。等到網絡外部性的效應出現後，對其經營上確實有其效益，則反而是臺灣人街庄紛紛要政府當局儘速裝設

電話。對臺灣的經營者來說，只要是對經營有所幫助，日本人帶入的新經營模式或觀念臺灣人不會排斥。在1930-1941年，電話用戶申請未開通者中，臺灣人在多數時間都在6成左右比例，高過日本人的比例，由此可看出臺灣人是頗為希望能裝設電話，只是事與願違，未開通停滯數量較日本人多，不然日治時期臺灣人用戶占電話總用戶比例應也不止三分之一而已。然而，進入戰爭體制下雖使得電話用戶數比起先前有不小的擴張，但對電話申請加入的不良影響，在於被限定於與戰爭相關事業。在戰爭期間，當整體用戶數量仍在增加的同時，在1941年起臺灣人用戶數量就已呈現減少的情況，這反應在1936至1942年，臺灣人用戶占整體用戶比例大幅度滑落了

8%。這些數字代表著進入戰爭的電話加入限制，與日本人相比，似乎多點是限制到臺灣人電話申請加入方面。若就這時電報、電話兩者的關係來看，電話通訊方式在1910年代網絡外部性效果出現後，市外電話通數呈現大幅度增長。也就是說，因商業發達而產生的更多及時通訊需求，主要是依靠電話來傳遞而非先前的電報。臺灣島內電報收發數量實際成長就變得較為有限，電報事業原以島內市場為大宗，1911年後也逐漸變為以臺日間市場為主。然而，若從整體臺灣對內對外資訊快速傳遞的市場來看，仍有相當大區塊是那時電話普及率所無法觸及，也因此電報可以說是繼續延續著在這些區塊的優勢。事實上，在日治時期無論電報或電話的提供者都是官方總督府，因此

兩種通訊工具並沒有競爭關係，反而是互補、相容或共用，兩者的互補關係的例子就具體表現在臺灣報紙的採訪消息的傳達上。事實上，人們意識上的共同性來自於報紙內容，而報紙內容則依靠電報電話的快速傳遞給編輯者才得以形成，故這亦是近代通訊對於臺灣為一體性統合現象形成之貢獻。最後，雖在日本統治結束時，電話用戶占全體戶數比例仍有限，然而，我們不能以現在電話已朝向個人化角度去看這個數字，回到日治時期的時代脈絡下，因電話用戶大多非在自宅個人使用，而是屬於官方機關、社會團體或各類營業地點的多人使用，因此雖僅是一個用戶，使用電話者可能會很多。由日記中可看出，因電話多是在工作場所來利用，所以一個人使用電話的頻繁度，則會因

職業別改變而有落差，這並非個人習慣改變，而是環境改變始然。總之，日治時期人們生活內容受電話的影響是遠高於用戶數量所呈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