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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漁業法制中關於遏止與打擊非法捕魚行為之發展：以歐盟制裁我國為例

為了解決黃牌vs紅牌的問題，作者李依倫 這樣論述：

本論文採文獻研究法，將重點集中在「公海的捕魚自由」上，由傳統可以恣意捕撈的絕對自由，直到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出現專屬經濟海域的劃分後而轉變為相對的自由。公海捕魚自由也出現漁具漁法、魚類和魚種的限制，及公海漁業活動逐漸區域組織化，這三種轉化中逐漸強調對公海漁業資源的養護與管理，也因對海洋資源的重視，相繼形成許多國際性文件。2001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制定預防、制止和消除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捕魚之國際行動計畫，並要求各國應擬定其國家行動計畫，以達預防、制止和消除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捕魚之目的。我國在2014年依據以上國際行動計畫之架構而釐訂出國家行動計畫，特別說明我國漁業管理之法制架構

及所採取的監測、控制和監視措施，以確保我國籍漁船和漁民不從事非法捕魚活動。但我國漁業卻在2015年10月被歐盟執委會舉出「黃牌」警告，表示如未在六個月內作出改善以符合歐盟及國際法建議之標準，即轉為「紅牌」警告，禁止水產品輸出至歐盟銷售，並將我國列為「打擊非法捕魚不合作之第三國」名單中。依據歐盟水產品進口之統計，屆時我國每年的損失金額將高達新台幣五億兩千萬元。另外本論文以個案分析法深入研究歐盟對我國提出「黃牌」警告之決議內容，得出我國長期有非法漁船及非法漁獲貿易的流動、涉及不合作行為、未能履行國際規則等，導致未能履行船旗國、港口國、沿海國或市場國等義務，以採取行動預防、制止和消除非法捕魚活動，這

些並非由單一事件造成，而是經歐盟執委會和多個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長期觀察所做出的決定。最後文末整理我國水產品外銷歐盟之數據，以及我國對此次警告所做出的漁業改革。再將歐盟打擊非法捕魚規則與我國預防、制止和消除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捕魚之國家行動計劃相比較，並輔以曾經也遭歐盟舉以「黃牌」而成功消除警告的韓國，用該國漁業改革的方向當借鏡，討論出我國漁業仍需加強與改善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