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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國佛教史

為了解決1984年民國的問題，作者黃運喜 這樣論述：

一看就懂的《簡明中國佛教史》 　　本書乃初機學習者最佳入門讀本，作者在撰寫前訂定課程目標，以最簡明方式敘述，令讀者快速吸收。 　　作者的課程目標如下： 　　（一）從佛教與政治、社會、文化等互動關係，以及佛教內部組織的變化，探討中國佛教興衰之跡。 　　（二）建立佛教史研究方法，奠定日後從事中國佛教史研究的基礎。 　　（三）學習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現代臺灣「中國佛教史」課程較常見參考的教材，有的是參考大陸學者的作品，有的為日人的著作。這些著作或囿於唯物史觀，或內容「見樹不見林」，也有些著作內容豐富，但敘述繁瑣，或各朝代內容繁簡不一，比例分配失當。 　　本書建議讀者在印順導師

（1906─2005）「以佛法研究佛法」的基礎上，利用「三法印」的法則，把握中國佛教的發展軌跡： 　　一、在事理上：運用「諸法無我」的法則，從史事的因緣和合中探究事情發生的真相，以客觀、中立的態度看待中國佛教的發展，同時拋棄各種意識形態。 　　二、在事相上：運用「諸行無常」的法則，分析、瞭解事情在時空背景下發展的來龍去脈、流轉變遷。 　　三、在事用上：運用「涅槃寂靜」的法則，歷史具有借鑑的作用，以過去歷史當作前車之鑑，後車不忘前車之跡。 　　嚴格說起來，對臺灣學生而言大都不是理想的教材。缺乏適當教材的結果，就是任課教師要花很多的時間備課，必須綜觀各種佛教史論著，經抽絲剝繭的理出頭緒，再

去蕪存菁的製作講義，然後教導學生，這種歷程數十年一直沒有改變。 　　作者不敏，福報卻大，長期在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任教，先後在研究所開過三次「中國佛教史專題研討」，及大學部開設「中國佛教史」課程，因研究所的性質為延續大學部的基礎，深化課程內容，所以上課時以史料閱讀、問題意識的啟發與討論為主，無法如大學部一樣，有系統且從基礎的內容教起。為彌補經驗不足，作者在近二十多年間，先後於「福嚴佛學院」、「壹同寺女眾佛學院」、「佛教弘誓學院」、「華梵蓮華佛學研究所」、「養諄佛學院」、「圓光佛學研究所」等，開設「中國佛教史」課程；另在2001年時受開印法師之邀，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州寂靜禪林，以三天的時間講授

「中國佛教史」，以上單位的邀請，讓作者得較學相長、學以致用。本書即是以講授「中國佛教史」時自行編撰的講義改寫而成。  

1984年民國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日本在華武力護僑之研究（1911-1928）

為了解決1984年民國的問題，作者朝野嵩史 這樣論述：

近代以來，每當中國發生戰亂或排外運動時，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便會以護僑為由派出軍隊。而日本由於與中國地理位置相近，再加上經濟過於依賴中國市場，僑居在中國的日本人也極多，因此日本的武力護僑舉措相較於其他西方國家更加強硬，甚至以護僑為名侵犯中國主權。回顧中日關係史，日俄戰爭結束後，旅華日僑人數急劇增長，在一戰以前，日僑人數佔所有旅華外僑的一半。辛亥革命爆發，導致中國陷入南北交戰的局面，日本立即以護僑為由增援軍隊，但因當時日本受到西方各國的壓力，始終未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除了革命的衝擊以外，日本還受到中國民族主義的挑戰，排日風潮高漲後，日本以護僑為名派遣軍隊，反而引發更強烈的排日情緒。一戰結束後，

中國內戰與排外風潮更趨激烈，日本試圖在「不干涉」與「國際協調」的理念下因應中國局勢及變化，然而從日本的護僑措施可以看出，其對華政策中有「干涉」與「不協調」的一面。另外，堅定的中國民族意識促成中國國民黨的北伐，在國民革命軍佔領南京的過程中，日僑與日本領事館遭到侮辱，引發日本輿論沸騰，無論是政界或是商業界紛紛要求採取更強烈的護僑作為，最終日本政府以護僑之名出兵山東而引發軍事衝突，結果對中日兩國留下嚴重的傷痕。本研究旨在透過辛亥革命至濟南事件期間日本的武力護僑，探討其政策演變及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蓮花再生的臺灣精神：林央敏的族群.地方.宗教書寫

為了解決1984年民國的問題，作者楊雅儒 這樣論述：

　　出身嘉義太保的林央敏，為臺灣重要的本土文學作家、臺語文學理論建構者與臺灣民族運動推動者。他以《胭脂淚》為臺語文學留下第一部史詩作品，亦是臺灣文學史至今最長的詩篇，另以《菩提相思經》立下最大部的臺語小說長篇里程碑。〈毋通嫌臺灣〉一詩經歷改編傳唱，更是一代臺灣人認同的代表作。 　　臺灣文學青年學者楊雅儒，長年研究臺灣小說中的宗教主題，以林央敏為研究對象，探究其生命經驗、文學作品、文學理論與宗教哲思，透過縝密的文本分析與訪談，剖析林央敏如何透過創作與評論，譜寫臺灣面對的苦難與尋求再生之路。本書為其數篇林央敏文學研究之集結，藉由族群歷史、宗教修辭、地方觀察等面向，呈現林央敏的

長短篇創作與文學、文化評論的思考與內涵，發掘其中宛如蓮花再生哪吒的臺灣精神。 　　◎「火金姑台語文學基金」贊助出版  

道德統治與因果教化：臺灣官方與民間儒教的互動（1930s-1960s）

為了解決1984年民國的問題，作者李威寰 這樣論述：

本文將臺灣有關儒教的論述立場分成兩大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官方」認可的儒教，由掌握國家統治權力與文教政策的官員、學者為代表；第二種類型，是流行於「民間」的儒教，由沒有統治權力的基層士紳、文人，與一般民眾共同信守、發展而成。從內涵層面觀察，這兩種儒教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儒教的「宗教」性質的態度；官方的立場傾向排斥，民間立場則盡力擁護。本文認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其中一種重要面相，就是官方與民間儒教兩種群體各自發展，卻也不斷互相影響的過程。這種發展的歷史結構，可以上溯到清領時期官方的科舉、廟學制度，與民間的文昌、鸞教信仰的互動；並持續形塑於日治時期，日人的「同化」政策，與鸞堂發展勃興、孔廟民間化的關

係中。戰後，日人離開臺灣，取而代之的民國政府，為臺灣的民間儒者帶來了以國族主義為基底的現代轉型壓力；本文以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國文、公民、歷史等課程，與孔孟學會發表的論述，代表此時期官方儒教的立場；又以跨越日治與戰後時期的北臺民間儒者──黃贊鈞、施教堂等人的出版事業，代表此時期民間儒教的活動與論述。本文主要的研究議題，就是臺灣的民間儒者如何在一九三○到六○年代，與跨越政權變化的不同官方儒教互相折衝或整合。本文最重要的論點是：無論是日人或民國政府，都利用其體制性權力，透過學校教育促使民眾認可官方的儒教觀，並排斥民間的儒教觀；另一方面，臺灣的民間儒者雖然面臨官方壓力，卻始終不放棄自身的「宗教

」信念。為了這個堅持，民間儒者或者擴大社會網絡連結，或者對官方的意識型態虛與委蛇，但也都持續保持一個合作協力的態度，以減輕官方的壓迫。最後，從文教政策對整體儒教活動的影響來看，1967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可以被視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另一個轉型階段的開始。本文的論點與發現，辨明儒教活動在臺灣文化史上的價值──即使脫離了科舉制度，邁進現代化社會，以「儒」為標籤的道德論述仍持續與政治意識型態、倫理觀、宗教信仰等環節緊密連動。其次，無論從儒教文化圈的視角，或是從儒教思想史的視角來看，本文都能貢獻一個具體實例，來說明「儒」的多元性：一方面，「儒教」在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中，確實可能發展出互有異同的

制度與生活；另一方面，「儒教」在不同身分、不同社會地位的儒者身上中，其內涵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我們談論「儒」的時候，不能忽略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