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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西方《道德經》學術詮釋中「道」的「厚實翻譯」──文本、副文本、脈絡

為了解決BIAN 重新出道的問題，作者陳致宏 這樣論述：

　　《道德經》（Tao Te Ching）是翻譯數量僅次於《聖經》的文本。然而，《道德經》的眾多重製（reproductions）、改編（adaptations）和「偽譯」（'pseudo-translations'）作品，也已納入西方流行的智慧文學（wisdom literature）或「新時代」（'New Age'）文學，其中不少由中文能力有限或全無的「偽譯者」製作。若干權威漢學家（如 Girardot、Goldin、Kirkland、Mair、Moeller）已提出此現象中的翻譯真實性問題，尤其考慮《道德經》複雜的形成歷史、作者身份、文本傳統、詮釋史與翻譯史，以及譯本類型。　　相對於「

偽譯」，謹慎的學術型譯者們荷擔著盡其所能地透過詮釋，以復原《道德經》本義的責任：對某些看似簡單的概念提出最真實的詮釋，是極具挑戰性的，例如此經典中原始的（primal）、具文化特異性的（culture-specific）宗教哲學概念──「道」。本研究選擇了三種西方《道德經》譯本中「道」的學術詮釋，並在「厚實翻譯」（'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下，觀察其原始意義在各自特定學術領域中的復原。文化理論家阿派爾（Kwame Anthony Appiah）的「厚實翻譯」強調將文本（text）置於其豐富的文化和語言脈絡（context）當中，並稱之為一種附有註釋和注解的「學術翻譯」（'a

cademic translation'），而這些註釋和注解可視為文學理論家簡奈特（Gérard Genette）所稱之為副文本（paratexts）的內容。翻譯理論家赫曼斯（Theo Hermans）的「厚實翻譯」進而強調對原始文本的意義和脈絡的跨文化深度探索，他認為這種深度無法單獨在譯文中傳達，需要額外的文本機制，如附註（notes）和其他評論性注釋（critical apparatuses），而這些在本研究中也視為副文本。此外，翻譯理論家張佩瑤（Martha P.-Y. Cheung）進而認為，「厚實翻譯」是一種文化再現形式（cultural representation），它是通過「意

義層次」（'layers of meaning'）展現具中國文化特異性概念的異己性（Otherness）。　　有鑒於此，本研究將（1）文字學家梅維恆（Victor H. Mair，1990年）、（2）歷史詮釋學家邁可．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1992年），以及（3）比較哲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和大衛．霍爾（David L. Hall，2003年）所譯之《道德經》第一章經文起始句，通過三個意義層次觀察，即「詮釋層次」（interpretive strata）：（1）文本（text）：包括譯者在原文不同版本中的首選原文文本、用於支持其詮釋的其他古代或現代文本，以

及這兩者如何幫助形成各自的譯文文本；（2）副文本（paratext）：譯者使用於譯文之外的文本篇章，即以前言、序言、後記、附錄、詞彙表等形式傳達對「道」更加全面的詮釋性文本；（3）脈絡（context）：以大量副文本形式傳達的、特定學術領域的詮釋脈絡（interpretive contexts）和手法，是由以上三種譯本的學者型譯者們，根據自身研究為基礎的翻譯中表現出來的，展現其來自不同學科在《道德經》研究中的卓越和高學術標準。結果發現，《道德經》的文本意義被各種因素所影響，例如原文版本的選擇和副文本中傳遞之各種不同的詮釋脈絡──即文本在詮釋過程中並非無改變，而是帶有譯者意圖，因而譯文結果亦受影

響。由此進而發現，三種譯本在三個詮釋層次中對「道」的理解均有異處：原文文本其不同意義之產生，決定於其起源於不同的語言、歷史、社會、文化或哲學脈絡，透過附加到其相應之不同譯文的、帶有譯者意圖的副文本進行傳達──換句話說，副文本即為一種文本和脈絡之間的交互作用物（interactant）。整體來說，本研究認為《道德經》中「道」的「厚實翻譯」，可理解為其詮釋性表徵，其呈現不同之脈絡化的意義，在不同詮釋層次之間，以及透過不同譯者之間對話的二維相互作用中產生，從而塑造其產生之各種相異的本體論（ontology），並顯示出「道」的翻譯之必然性（necessity）、層次性（layerity）、多重性（pl

urality）和共同創造性（co-creativity）。然而，雖然詮釋各有不同，在這三種譯本中也發現了一個意義的匯合點，即本研究中認為是「道」的非教條性（non-doctrinality）。從此發現所延伸出來的觀點是，由於「道」的意義是共同創造的，故無普世的制高點來談論「正確的」或「最好的」翻譯，並合理化了對「道」的多元共同創造的詮釋，以譯者和文化之間對不同世界觀的建設性對話為其形式。上述發現提供了以下啟示，來重新思考翻譯研究中的若干概念：（1）「道」的一對一、字對字的「對等」（'equivalences'）；（2）有關「神話」與「真實」的「巴別塔」（'Tower of Babel'）問題

；（3）從《道德經》遠古的口傳文化（oral culture）演變成至今未曾間斷傳遞其脈絡化的注釋、解經和翻譯，來重思《道德經》的「文本」（'text'）性質；（4）翻譯研究應進一步向跨文化人文學科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開放；以及（5）從《道德經》的透明並易於閱讀的「虛薄翻譯」（'thin translations'）中看到的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不兼容性（incompatibilities）。正是《道德經》翻譯的「厚實」（'thickness'）促進了對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反思理解，這在當今加速的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和文化同質化（cultural homogeniz

ation）中具有重要價值。

經學視野下的清代詞學研究

為了解決BIAN 重新出道的問題，作者許嘉瑋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經學視野下的清代詞學研究」為題，觀察經學養成下的清代知識分子，如何以精緻細膩的詞體，傳遞生命際遇的各種情感與展現之精神面貌；並爬梳詞話與序跋、論詞詩詞等資料，探研渠等反思自身如何與群體、社會連結的諸多論述。清代被稱為經學、詞學的復興時期，自知識階層身上可看出兩者之融攝交會，故筆者以此為切入角度，冀能勾勒出另一條脈絡，為當代詞學研究提出另類思考。全文析為上、下兩編。以〈緒論〉概括問題意識之提出、前人研究成果之評述，同時針對研究方法與範圍、章節架構進行說明。正文更分為七章，茲簡陳探論結果如下：　　其一，〈經世——清代詞壇的思想背景與時代精神〉，從社會發展及學術史的角度觀察清代知識階層的

心態與行為，得知當時的思想背景隨時局發展，側重點逐漸從「中央」轉至「地方」，倫理秩序上也逐漸以「親親」取代「尊尊」，故清代詞學也呈現出濃厚的地域特色和強調親族、群體內聚力的發展趨勢。　　其二，〈徵實──清代詞學批評方法中的「考據」與「知人」原則〉，主要分析清代如何在盛行的考據學風，以及先秦以降強調「知人」的普遍心態下，對作品是否真實展開討論。本文發現在看似客觀的辯證過程中，往往帶有讀者對作者生平理解的預判，同時投射自我在當下環境的遭遇。　　其三，〈致用——經學觀點與清代詞學的「道器」論與「正變」說〉，援引清代《易》學「氣化流行」的理論基礎，論證詞體地位與優劣評價牽涉典範（正）與變體的關係。道器

相互依存，正變也無法獨立存在：若無時代先後、體製源流、風格差異與具備代表性的詞人詞作，便無法辨別彼此的界線。「正」未必周延，「變」亦非斷裂，毋需以此抑彼。看似對立的兩造說法，其實只是論者面對各自關心的現實，提出因應的說法。　　其四，〈重意——詞學詮釋的建構與「言意」、「連類」之關係〉，將比興說放回《易》學和《春秋》學對言、象、意關係的討論框架，檢視物象在語言文字（作品）與內心情志（作者）間扮演的角色。以張惠言為例，後人批評他深文羅織，無疑刻意強調物象與現實的比附關係，忽略他行文語氣地保留。實際上，張惠言之貢獻並非提出嚴密完備的理論體系，而是憑藉類應觀念及感官鋪敘，讓物象擁有更豐富的聯想空間。同

時必須指出的是，張惠言與常派後勁周濟、譚獻等人同樣站在讀者立場進行詮釋。　　其五，〈中和──詞學規範背後的「性情」與「禮義」論述〉，係在樂教傳統下，說明身心與家國的理想狀態是身體－文體－國體的和諧。當官方體系有意無意介入情感表達，遂使本來由內而外自然流露，並與整體時代環境、個人生命相呼應的情感，反而被侷限在統治者中正和平的標準內。於此同時，復古、重格律也成為知識階層自我規範的一種外顯形式。　　其六，〈崇雅──詞人際遇與創作時展現的「怨怒」與「言志」觀〉所討論的情感表現，則聚焦在面對不平困頓時，知識階層如何在精神層次與道德修養兩部分自我調適。先討論表達怨怒的發憤著書傳統和詞學之關係，接著以小影小

像及填詞校詞圖題詠為中心，透過他者眼光和自我形象的塑造，描摹知識階層如何重新發現自我主體。同時思索當學而優則仕之路斷絕，是否還有其他管道能寬慰自我，並找到安身立命的可能。　　其七，〈善諷──譎諫褒貶的經學傳統與反映現實的詞史書寫〉，旨在說明知識階層面對充滿壓迫的現實與生命重大的變局時，如何以賦筆鋪排和比興感發的書寫方式，嘗試在失序的倫理關係中勾勒出當下處境。此外，梳理「詞史」觀念在清代的發展，辯證並非只有政教上的諷諭和具體指陳歷史事件之作才能稱為「詞史」。從個人認知的角度闡發感性主體眼中的心靈史、社會史，文字多半不夠客觀，甚至只是白描自身所承擔的苦難，卻往往能夠展現出比現實更加清晰、動人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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