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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勞工就業權益與保障之研究

為了解決RO 新世代 論壇的問題，作者沈坤勳 這樣論述：

人類終究是一種動物，脫離不了所謂「老化」的「生物變化原則」，自然而然也衍生出錯綜複雜的老人問題，特別是老人基本人權保障的問題。近半世紀來，世界人口年齡組群版塊移動產生莫大的轉變，老人族群增加至為明顯且速度頗為驚人。國際社會也開始重點關注高齡者人權，從聯合國透過推動下所制定的「世界人權宣言」、「兩公約」「老齡問題維也納國際行動計劃」、「老齡問題宣言」、「聯合國老年人原則」。以及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第102號「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第128號「失能、老年與遺屬給付」公約、第162號「老年勞工」的建議書、第166號「工作終止」的建議書。前揭公約、宣言、決議對高齡人權提出的相關主張、原則、標準規範及

主流觀點，可以揆之目前高齡化問題的概況，已從過去將高齡者視為依賴者和福利、服務的接受者，而將之排除於工作及社會生活之外，轉變成從人權的思考觀點將高齡者作為權利的主體，足見高齡人權已成為特定人權議題，受到先進國家之重視。從「老有所為」、「老有所用」概念，強調許多科學研究已否定「年老必衰」、「每況愈下」的陳舊觀念。對於高齡者就業不僅應避免以年齡為由的歧視，更應致力協助其就業、再教育或訓練及職業指導的機會，提升自身的就業能力，達到最佳潛能之開發，繼續對經濟和社會作出貢獻。有了穩建的經濟能力，方能活的更獨立、更自我、更有尊嚴。爰此，在高齡與少子化的雙重夾擊之下，我國高齡者就業的需求、權益實不應一再地被

漠視。在2018年底，我國65歲以上人口有為343萬3,517人，較10年前增加逾103萬1千餘人。但勞動參與率自2008年起至2017年止，10年間變動幅度小於1個百分點，約在7.93%至8.78%之間且都低於10%（遠低於韓國的31.5%、新加坡的26.8%、以及日本的23.5%），高齡就業人數只有27萬2千餘人左右。如此偏低的勞參率，與1111人力銀行2015年的調查指出，有高達8成6的上班族退休後仍想繼續工作，調查結果與實際勞參率狀況大相逕庭。惟低勞參率並非代表高齡者參與勞動的「意願」低落，極有可能因就業機會不足致使退休離開就業市場，亦即是高齡勞動力的需求（工作機會）不足。又勞參率低落

原因除了勞工個人的選擇自由外，傳統社會文化觀念的束縛、雇主統計上的歧視、產業結構轉型加上偏頗的高齡教育及職業訓練觀念，致就業能力不足，出現所謂“失業與職位空缺”並存的現象，皆是阻礙高齡勞工在工作維持、轉業與再就業的重要因素。此外，也與勞基法強制退休與社會保險規範有關係。我國現行勞工及社會法令上皆是以65歲作為規範保障上限，就業安全法制所推行的促進就業措施皆以65歲以下為適用對象，以致對65歲以上高齡者並未有保障，凡此種種使高齡就業出現不利的誘因與裂縫。為此，本文就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就業服務法、職業訓練法等法制條文，逐一檢視是否符合國際高齡就業人權規範標準後，發現不利高齡工作

維持、再就業的有：(1)勞基法缺乏均等待遇明文規範，造成高齡勞工工作平等上的差別待遇、(2)勞基法限齡退休制度不適用於目前高齡勞工之預期壽命、(3)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定有強制加保年齡上限，忽視並排除高齡勞工，衍生保險給付的漏洞、(4)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對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之差別待遇，不利我國高齡人力的運用、(5)就業服務法安全法制未明確定義高齡者，致未納入就業服務特定協助之對象、(6)職業訓練法未訂定有關高齡者再就業職業訓練之條文，無法有效解決高齡就業力不足問題。對此，本文針對上述不利高齡就業之相關法制條文，以國際公約作為保障高齡就業相法制之規範基礎，提出法制改進之建議，作為建構高齡友善

職場，達到高齡勞動者就業保護、穩定就業與發展經濟之目的。

學生革命、國家、與相嵌式霸權體制: 臺灣和泰國的民主化。

為了解決RO 新世代 論壇的問題，作者韓大德 這樣論述：

自十九世紀以來，現代民族國家的民族塑造和國家建構進程，其後果不僅是民族國家的出現，而且還有政治制度的出現。換句話說，民族國家的形成造成了兩種政治制度，不是民主制度就是非民主制度。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結束後的許多國家，學生和知識分子為民主化做出了貢獻（波蘭，匈牙利，南韓，台灣，印度尼西亞等）。在國家形成期間，國家通過脅迫和同意征服和保留霸權並塑造政治制度。 這就是為什麼Seymour Martin Lipset（1959）的現代化理論主張「一個國家越富裕，它維持民主的可能性越大」，就無法解釋泰國民主化程度的惡化， 即2006年和2014年的重複軍事政變。因此，我認為只有民主意識形態成功地轉變為

國家的「遊戲規則」或「霸權主義的制度」，民主化才會蓬勃發展。 也就是說，「我是國家」（“l’état, c’est moi” - 朕即國家）的威權主義意識形態得到改革， 「機構民主主義者」和「人民成為國家」的觀念（Das Volk als Staat）出現並被制度化為「遊戲規則」。該研究選擇兩個國家進行比較：台灣和泰國。台灣被選為成功鞏固民主化的代表，即台灣通過「雙翻轉理論」（Huntington 1993），「民主已然成為城裡唯一的遊戲規則」（Linz and Stepan 1996）。 相反的，由於經常發生軍事政變，泰國的民主化惡化了。 在過去，泰國被稱為「微笑之地」。但近年來，由於軍事政

變的高統計數據，它應該改為「政變之地」。本論文啟動了新葛蘭西制度主義，以闡明當泰國的民主化逆轉時台灣正鞏固的民主化過程。本研究認為民主化將因意識形態的改革而成功或失敗，即威權主義只有在專制的霸權機構完全改革並轉變為民主的時候才會被消滅。確切而言，台灣實現了民主化，因為國民黨國家的專制霸權機構已經成功地通過學生革命進行了改革。也就是說，自由，正義，平等和自決的意識形態已經轉變為「社會中的遊戲規則」（North 1990）或霸權機構。相比之下，泰國的學生革命未能挑戰和改革主導的霸權機構。值得注意的是，泰國占主導地位的霸權機構有幫助為軍事政變和官僚制度辯護。總之，本研究旨在為現代化理論未能解決的成功

民主化和失敗的民主化開闢另一種解釋和理論框架。 為了回答這個難題，通過歷史比較分析和歷史定性研究對台灣的鞏固民主化和泰國的民主化進行了比較，檢驗和證實。 研究數據包括檔案，期刊，論文，書籍，新聞，政府資源以及前學生領袖的個人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