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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支謙譯經研究

為了解決kanon京都版的問題，作者李周淵 這樣論述：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考察三國支謙譯經中的文獻問題，主要從四個角度展開，即：支謙譯經的經錄記載、支謙譯經的譯者歸屬、支謙譯經的原典語言以及支謙譯經對前人譯經的改譯現象。研究方法上，主要使用了史料來源考察、多文本對勘、梵漢對音、計量統計等方法。研究材料上，為了確保文獻分析的可靠，本文使用了多樣化的材料來源。比如在探討語言問題時，既使用了敦煌寫卷、日本古寫經、不同朝代的刻本等多種版本，也對比了梵語、巴利語、犍陀羅語等不同語言的記載。在探討譯者問題時，既使用了經錄、史傳等外部材料，也使用了大量的內部材料，比如譯經中的詞、短語乃至無法形成獨立意義的片段。本文的主要結論可以分為以下幾點。在經錄記載方面，《出

三藏記集》對支謙譯經的記載，依靠了一部分無法判斷可靠性的材料來源，因此我們根據《出三藏記集》來研究支謙譯經時，應該更加謹慎。此外，隋法經等撰《眾經目錄》與《出三藏記集》的記載有所區別，但是這些區別並非憑空產生，很多可以在《歷代三寶紀》所引經錄中得到證實。這也就意味著，如果要更為全面地了解支謙譯經，應該保持更為開放的態度來審查那些可能為支謙所譯的經典。在譯者歸屬方面，T6《般泥洹經》、T362《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T474《維摩詰經》以及T708《了本生死經》乃至T225A《大明度經》第一品，都應該歸為支謙所譯。在原典語言方面，支謙譯經中殘留了很多印度俗語的痕跡，支謙譯經的原典語

言相比起古期印度雅利安語出現了語音的弱化。我們可以推測，這種語音的弱化，很可能即是支謙譯經原典語言的面貌。在改譯現象方面，從《法句經》、《太子瑞應本起經》對《中本起經》的改譯情況，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即支謙會採取不一樣的標準來改譯前人譯經。學者多以支謙《大明度經》對支婁迦讖《道行般若經》改譯情況來確定支謙的譯經偏好，認為支謙偏好文雅，偏好四言格，偏好簡略，從而在判斷某些譯經的譯者歸屬時，將不符合這個條件的譯經視為非支謙所譯，如認為T362《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非支謙所譯。事實上，這種偏好只是支謙部分經典所體現的風格而已，並不是每部支謙作品都如此。《法句經》、《太子瑞應本起

經》對《中本起經》的改譯情況，讓我們知道支謙改譯的時候也會嘗試著貼近印度語系文本，或者嘗試使用零散多變的句式。因此在探討支謙譯經風格以及探討支謙譯經譯者歸屬的時候，需要考慮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