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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緣與人緣

為了解決lamb羊的問題，作者唐德剛 這樣論述：

　　口述歷史是作者用功最勤、最為人稱道的一項工作，在完成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人的口述自傳時，作者和他們的關係也從「書緣」進到「人緣」，他曾自述「使我獲益最多，和了解『胡適』最深入的部分，還是胡公認為是"off the record"（紀錄以外）的那一部分了」，其中種種有情味的事情，亦可從本書中略窺一二。 　　另外，作者也是寫序的行家，《胡適雜憶》一書原就是為《胡適口述自傳》寫的序，胡適的傳沒有給人們留下什麼深刻印象，可是那個序讀之令人銘記於心，久久難以忘懷。而應學生傅虹林之請，為出版的博士論文《張學良的政治生涯》所寫的序〈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將一位集「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於一

身的「張少帥」，寫得無比鮮活，其中關於張氏父子與西安事變的若干立論，仍是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本書為作者有關傳記、書評諸類文章的彙編。作者以其夾議夾述的獨特文風，充滿比興，成語俚語甚或古奧的典故，隨手拈來，涉筆成趣，警句、格言、反諷、隱喻、俏皮話，層出不窮，使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海外有人譽之為「唐派文章」。 作者簡介 唐德剛（一九二○ ~ 二○○九）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

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張學良口述歷史》、《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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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融合教育班級導師的日常

為了解決lamb羊的問題，作者廖凰吟 這樣論述：

本研究採建制民族誌，旨在瞭解帶領融合教育班級導師的日常，尋找融合教育班級導師在建制中的社會關係，並找出文本建構中介的支配關係，藉此了解融合教育班級導師他們因特殊生入班所需的協調與看不見的工作、導師對特殊生入班因應之道。除此之外，導師應對特殊生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提及的「可接受性」以及「可調適性」這兩個重點。 透過半結構式訪談，錄音以及筆記，將這8位國小教師的日常紀錄下來，再經過與文本對話，建構出以下發現:1. 融合教育班級導師經由「課表」這個文本進行每日的教學操演，例如批閱聯絡簿、批改作業、照表操課等。然而融合教育班級導師帶班背後還有四項看不見的工作:「清潔」、「輔導學生

」、「學校交付工作」以及「與他人的協調」。2. 融合教育班級導師能帶好融合班級所需的三個協調關鍵對象: 家長、一般生以及特殊生。後兩者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特殊生，「特殊生類型」成了融合班裡的文本，支配著特殊生與導師的互動關係。特殊生不再是不被注意的影子，而是擁有鮮明個性的主體。3. 帶好融合教育班級的知識技巧有以下幾點:（1）多汲取特殊教育的知識以及多看書 （2）增加溝通技巧與輔導技巧（3）調整心態、帶人要帶心4. 融合教育班級導師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中所提及的「可接受性」以及「可調適性」這兩項重點皆有做到尊重差異、合理調整，這也相當符合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關鍵字: 融合教育、多元文化

教育、特殊教育、建制民族誌

史學與紅學

為了解決lamb羊的問題，作者唐德剛 這樣論述：

　　此書收錄有關史學與紅學的著作，都是作者平時意到筆隨，札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彙積。雖沒有鮮明的系統，不過作者歷經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自有發憤之作。作者認為，「文史不分」是傳統東、西方史學異曲同工之處，優秀的史學著作往往也是卓越的文學精品，主張史以文傳，避免僵硬執拗地治史，並強調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口述歷史是作者用功最勤的學術工作，而他對紅學也有極為深入的研究。 　　胡菊人先生說：「讀唐德剛先生這些文章，感到像是讀歷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在讀歷史，卻是像觀劇一樣，慨作者唐德剛先生，寫歷史猶如重現人物和事件，使讀者讀來有如親身目擊。這是

很不容易的，這種成就，來自於作者也喜歡文學，並且也曾從事文學創作……這本《史學與紅學》是學術著作，談的是重大的歷史事件，由於作者唐德剛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作者簡介 唐德剛（一九二○~二○○九）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

、《胡適雜憶》（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張學良口述歷史》、《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 序∕胡菊人 自序 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在「中國留學生歷史學會」成立會講辭原稿 中國前途在中國人──大陸民主運動與中國前途研討會「中國人與中國前途」 文學與口述歷史 小說

和歷史──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講稿 也是口述歷史──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代序 海外中國作家的本土性 「惑」在哪裡？──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 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底秦漢根源──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清季中美外交關係簡史 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一篇迄未發表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版代序 桃園縣的「下中農」 《通鑑》與我──從柏楊的白話《資治通鑑》說起 從「人間」副刊談到台灣文藝 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 前人著史後人評 《紅樓夢》裡的避諱問題──《胡適的自傳》譯註後案 曹雪芹底「文化衝突」──「以經解經」讀紅樓之一 海外讀紅樓

他序 　　唐德剛先生把他的文章交遠流出版，承出版社的游奇惠小姐叫我寫序，我答應了。此次出版一共兩部，就是《史學與紅學》與《書緣與人緣》。猶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為唐先生的《五十年代底塵埃》寫序，那是他的散文集，我還在《明報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壯年時期，此後歷經《中報》和《中報月刊》，再經《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溫哥華，真是歲月滄桑。如今讀唐德剛先生這些文章，感到像是讀歷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在讀歷史，卻是像觀劇一樣，慨作者唐德剛先生，寫歷史猶如重現人物和事件，使讀者讀來有如親身目擊。 　　這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成就，來自於作者也喜歡文學，並且也曾從事文學創作，像他早期所寫的散文，也就是

《海外論壇》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學創作，收在《五十年代底塵埃》一書裡。現在這本《史學與紅學》則是學術著作，談的是重大的歷史事件，由於作者唐德剛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作者在本書裡特別有〈文學與口述歷史〉的文章以及〈小說和歷史〉的講稿，據作者的見解，歷史和小說是很難分別的，以魯迅所創造的阿Ｑ為例，社會上本來並無阿Ｑ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實有其人，每個中國人都有阿Ｑ的特性，所以作者說「歷史是根據實人實事所寫的社會現象，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二者是一個銅元的兩面。」 　　作者創作了一部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那是記述

他的友人所說的大陸見聞，都是實人實事，衹是格於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實地，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開始，在紐約《北美日報》連載。這是作者所言歷史與小說有時候不可分的證明，因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說的都是事實，完全符合作者所說「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的通則。 　　《戰爭與愛情》這部小說，是說中國大陸上的人和事的，是從事實來反映中共的治國之道，充滿辛酸與離奇，而本書卻不是小說，而是論述，但論述當中卻可讀性甚高。其中〈「惑」在哪裡？──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及〈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底秦漢根源──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難得的是，雖然是在西安，唐先生

仍照直講話，批評馬克思主義及中共之史學觀，是極為難得的。例如說：「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中有許多概念，例如『階級鬥爭』，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概念既然絕對化，衹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這樣大膽的說話，是要有學術求真的勇氣的。 　　唐先生雖然在美國紐約居住了數十年，然而對於中國卻是一刻也不能忘情，這固然是生為中國人的應有之義，然而如果中國不能興盛，沒有民主和自由，於海外的中國人也是心裡不安的。因此，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日子，便不得不發而為文，寫成〈「惑」在哪裡？──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裡，作者直斥毛澤東個人崇拜之不是。 　　作者是歷史學家，在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市立大學教書，而在哥大之時就負責口述歷史的工作，曾獲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親自口述其生平，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本書收輯有〈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一篇迄未發表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版代序〉，撰述《李宗仁回憶錄》事成及出版的經過。李宗仁能有機會暢談他的歷史故事，成為他晚年最重視並快樂的事件。如果不是唐德剛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夠暢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機會就沒有了，李宗仁與中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唐先生是做了很有意義的工作。 　　《李宗仁回憶錄》是唯一有中文稿的，其他的哥大口述自傳，包括胡適、孔祥熙、陳立夫、顧維鈞、張發奎　蔣廷獻、陳光甫、蔣彝、吳國楨、李漢魂、何廉等人，均無中文稿

，這是唐德剛先生個人循李宗仁之請，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額外工作」。然而，無論英文稿及中文稿之出版，都經過相當的周折，作者在文中已經詳細的說明經過，在此就不複述了。 　　不過，有一點卻不能不敘述的，卻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適的絕不相同。胡適是一位「無徵不信」、「九分證據不講十分話」的大學者、考據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講的話，絕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錄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卻不然，他「信口開河，不能入書」，但他有堅強的信心，認為他所講的，無一不可以寫下。這就要唐先生先做說服的工作。唐先生是用了極大的耐性，心平氣和，轉彎抹角，慢慢解釋。把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

最初因為箍得太多，他老人家有點怏怏然，但是經過唐先生的耐心解釋，李宗仁後來也接受了。我們可以想想，這一定費了唐先生的許多功夫，而像唐先生這樣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資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勝任，否則，口述歷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李宗仁是不應回到中國的，在毛澤東治下的歲月返回中國，實是愚蠢之極，然而李宗仁畢竟於一九六五年七月間回去了，回去的那一天及其後的數天，當然熱鬧，成為世界性的轟動新聞，北京方面亦由毛、周歡讌並妥為照顧。然而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共內部是非常緊張的，而李宗仁夫婦完全不知。及至幾個月之後文革發生，李宗仁就被利用了。 　　據說，文革一起，李宗仁被迫交出「名單」，劉少奇的夫人王光

美竟被稱為「國特」，一度被判「死刑」，而李宗仁本人竟是被慢性毒藥毒死的。此說如果屬實，真是千古奇冤。因此，李宗仁夫婦如果留在美國，或再等遲至文革發生之後，看中共更能清楚一些　當不至蒙此不白之冤　不幸李宗仁以為毛澤東的世界是新世界，他回去以後又可能有高職位，可以貽養天年，結果卒成悲劇。 　　除了《李宗仁回憶錄》的成書過程做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這便是〈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一文，這是唐先生的講演，由湯晏先生整理的。在這篇講演中，唐先生是反對漢字拉丁化的，認為是「這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太誇大了，太渲染了。這種說法，我以前相信，但自從哥倫比亞大學

轉來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後，就不再相信了。」 　　作者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例證，是令人欽佩的。其中以羊字為例，英語裡羊總稱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們一看字組便知字義，但在拼音文字裡便各個字不同，令人難以記認。而且主張漢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塊字不能搞電腦，作者認為似是而非。唐先生這篇演講作於一九八一年的年末，電腦之漢字化已經實現。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說：「如果一定要廢漢字，則辦法很多，但漢字拉丁化或拼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種辦法，是最壞的一種途徑。因為創造一個拼音文字很難，不如來學一種現成的拼音語言，來得更方便。」

這最後一點意見是消滅中文、否棄中文了，當然為唐先生所不取。 　　本書還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紹，如論述《紅樓夢》的著作，如論讀《資治通鑑》，以及論《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桃園縣的「下中農」的生活，等等，都是極可一讀的文章。前面說過，唐先生文筆好，極枯躁的題目也寫得十分動人，容易閱讀，這種優點是極難得的，而每篇每個問題都是為人關心的，足以為我們解惑，這是作者的高明之處。 胡菊人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溫哥華 自序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告訴我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他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後，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 　　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回憶自己

的青少年期，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札記很自然的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札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 　　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札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札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作，最短的則可能只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範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末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 　　抗戰期間讀大學，害了「發表慾」，每把這些小札記，分類編纂，然後按其性質，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

又有相同好惡底編輯們採納了，並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裡，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大學畢業後，在海內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麼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幹過。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之末，在民主聖人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做《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只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於一人手筆。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

大派用場了。 　　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呵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確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驗──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伙伴」（company）

，組織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桿你會覺得這枝筆其重無比；用這枝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麼又重董舊業、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 　　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

《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是這位長於辭令、善於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裡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後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寫不盡的。在紹唐兄不斷的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歷年治史心得，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難收，十餘年來又寫了數十萬言。 　　這些不成系統的隨筆札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個

人數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後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卻時時「逾矩」。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十年來歷經憂患，國破家亡，閱歷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過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起、百家爭鳴的開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掌握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 　　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

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本「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陳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書」。他這出書的行動，比我這位疏懶的作者本人，更要認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業家，而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文化界卻是無人不知的怪傑和「文化大護法」。他把他辛勤得來的企業利潤，不用之於吃喝玩樂（他

個人生活實在簡樸不堪），而用之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推動「胡適學」的研究。近年來海峽兩岸所召開大型的有關胡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會」、「論文競賽」和「胡適百歲紀念郵票」之發行等等，幾乎都是陳君一手推動的。在這「七十子亡而大義乖」的沉悶時代，胡老師地下有知，對這位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崇拜者的義舉，該會由衷的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他也就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拼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系統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

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傳記、書評諸纇，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 　　傳記文學社諸執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並打出清樣，三校竣事，登出預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為禮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於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年。 　　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著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對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些

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十月，我又攜眷返台。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揹到北京、揹到瀋陽和避暑山莊，最後揹回台北，原封未動的還了劉紹唐。 　　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後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於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並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並請嚴厲指教。 　　至於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 　　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五十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

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後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三家仍保持著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論壇》之後，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上的聯繫。原來我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後來由於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餘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還予我，並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

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月》寫寫稿子嘛。 　　這是一九七六年的春末。也是「無巧不成書」，我這時剛有位搞圖書館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陸上（文革時代）官方出版、「內部發行」、每本書都編有特別號碼的「秘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都百餘萬言。 　　這本大書太精采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它所規劃的才是具有原來面目、亂頭粗服的土老兒毛澤東。這本「禁書」太可愛了，以它和坊間精裝的《毛澤東選集》相比，則《毛選》只是一部裝模作樣、令人作嘔的偽書。 　　

愛不忍釋之餘，這年暑假我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當妻女去市場購物、樂園玩耍或夜晚就寢之後，我就陪「毛主席」娓娓傾談了。這本書是毛皇帝晚年的「實錄」。毛氏晚年被人捧昏了，不知自己多麼睿智偉大。信心大了，嘴巴也大了。原先作詩還怕人笑話。作起來講四聲、工對仗，不敢馬虎。現在「放屁」也可入詩了。以前談馬列、攻胡適還吞吞吐吐，怕露出馬腳來，現在胡說亂語，也自覺無傷大雅了。總之，這本書展示出真正的毛澤東。它也幫助了我們更深的去探索「中南海」的真相。文革時期，毛公口口聲聲的說，文革只預備搞半年就結束。但是文革終於演變成「十年浩劫」。何以由「半年」延長到「十年」呢？讀實錄之後才恍然大悟－

－噢！原來是毛氏膽大妄為，發得出，收不了。「十年浩劫」是「收不了場的結果！」嗚呼！ 　　搞歷史的人，抓到一本「奇書」或「秘籍」、「禁書」，是放不下去的。我把這百萬言鉅著細細的咀嚼了。從紐約咀嚼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咀嚼到紐約。習慣支配我寫點「札記」。一動筆，不得了，也變成了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場」，一下便寫了六萬五千字。 　　「寫了這大堆垃圾幹嘛呢？」靈機一動，小胡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有點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說，他把這包稿子和「他的老闆」一道看了。他二人

決定「全部採用」。菊人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奇，也感到尷尬。驚奇的是編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尷尬的則是，哪有這樣長的「書評」呢？縱使是評「毛主席的書」。再者，我評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塗地記不清了。 　　我這篇書評後來在《明報月刊》竟然連載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憶錄》出來接班。還有，當我撰此稿時，毛澤東還健在；四人幫的鋒頭正健。到《明月》刊載時，毛是已短命而死，四人幫也已鋃鐺入獄。因此在行文口氣上，就要煩編者酌量修正了。 　　在編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氣而避免「連載」的枯燥。至於作者姓名，我們也同意保密。因為我的「八十老母」還健在故鄉。在海外亂評「毛主席的書」不是鬧著玩的。

　　一轉眼十來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而菊人亦自《明報》轉《中報》，後來自辦《百姓半月刊》。在「六．四」的前一年，菊人兄忽然提議要把我當年那篇「書評」配上若干近作來出個單行本。說做就做，他編排、打字、校樣，一切也都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也是為著循例送作者一觀把校樣寄給了我，而我事忙人懶，竟至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未動還給了菊人。其後由陸鏗兄寫了篇序，並代取書名《中國之惑》，兩個禮拜就出版了，但是這部校樣在我的辦公室卻躺了兩年，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我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書此以誌吾過，並感激老朋友們的好意。 　　以上便是這三本小書《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及《中國之惑》從撰稿、發

表到編印成書的大略。它們都是作者平時意到筆隨、札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彙積。沒有顯明的系統，也談不到深度。不過筆者漸入老境之時，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也不能說沒有發憤之作。只是我祖國文明深厚，當前世界學問無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終日栖栖遑遑，追隨群賢，日夜進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點滴之得，故步自封？賢達讀者批覽我書，如不遺在遠，隨時惠函辱教，則企拜不盡矣。是為序。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於台北南港 《通鑑》與我──從柏楊的白話《資治通鑑》說起我近來最羨慕柏楊。羨慕他，不是因為他名滿天下、稿費如潮、美眷如花。我羨慕他已經有這把年紀，還有

此「勇氣」、「決心」和「機運」，來「啃」一部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的、世界第一流古典名著《資治通鑑》！在海外待久了，才真正體會出所謂「學術的世界性」。我們這部《資治通鑑》，不管從任何文化的任何角度來看，它都是世界史上第一流的古典名著和鉅著！在人類總文明的累積中，找不到幾部。「啃」是樂趣、是福氣、是運氣我為什麼說柏楊在「啃」呢？這也根據我自己的讀書經驗。癡生數十年，啥事未幹過，只讀了一輩子的書。如今謀生吃飯的「正常工作」便是讀「正書」。工作之暇，去尋點消遣、找點「娛樂」，則去讀點「歪書」（借用一句我鄉前輩蘇阿姨的名言）。結果呢，工作、娛樂，正書、歪書，弄得一天到晚「手不釋卷」。據說夏曾佑、陳寅恪諸大

學者，胸藏萬卷，讀到無書可讀──他們嫌天下書太少了。我是個大笨蛋，越讀覺得書越多，好書太多、讀不勝讀──我嫌天下書太多了，有時真有點同情秦始皇帝。書多了，讀不了，真恨不得有千手千眼，來他個「一目十行，千目萬行」。針對著這個「需要」，聰明的美國文化商人，便提出了「供應」──他們搞出個賺錢的行業叫「快讀」（rapid reading），這也是今日美國商場很時髦的生意。但是根據我自己的笨經驗，有些書──尤其是大部頭的「古典名著」──就不能「快讀」。相反的，對這種著作要去「啃」，像狗啃骨頭一樣地去「啃」。我個人的體會便是，在午夜、清晨，孤燈一盞，清茶一杯，獨「啃」古人書，真是阿Ｑ的最大樂事。可是在當今

這個「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商業社會裏，你哪有這種福氣和運氣，去啃其愛啃之書呢？先師胡適之博士曾經告訴我說，讀名著要寫劄記，然後消化、改組，再自己寫出來，這樣才能「據知識為己有」。這條教訓，對我這個笨學生、懶學生來說，還嫌不夠呢！因為有些「知識」我「消化」不了，「改組」不了，「寫」不出來，我就把它肢解一番，放在冰箱裏去了。所以要把一部「古典名著」真正搞「透」了，最徹底的辦法，還是翻譯──漢譯西、西譯漢、古譯今。「翻譯」工作，一定要對「原著」，一字一句，翻來覆去的「啃」，是一點含糊不得的。苟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所以專就「為己」之「學」而言，翻譯一部鉅著，真要有不世的「機運」和「福氣

」．進而能「人己兩利」，兼以「為人」，豈不更好？咱也「讀」過《通鑑》羨慕柏楊譯《通鑑》，我還有點私情，因為咱也讀過《通鑑》。通鑑姑娘也是我的「少年情人」（childhood sweetheart），一度卿卿我我，恩愛彌篤；為著她，我也曾闖過點「言禍」，而為士林泰斗所不諒。說句更丟人的話，在下做了一輩子「學人」，如今將到「已無朝士稱前輩」的昏庸階層，我一輩子也只讀過這麼一部大部頭的「古典名著」。她和我白頭偕老，我也仗著她招搖撞騙一輩子，終老不能改。更慚愧的則是，我對《通鑑》只是「讀過」，而沒有「啃過」。「讀」書──如果沒有個人拿著戒尺或皮鞭站在後面的話──是會偷懶的。再到難懂之處、不明不白之處、

半明半白之處、索然無味之處，你會學楊傳廣跳高欄的──一躍而過，永不回頭。所以從「治學」方面來說，「跳高欄」和「啃骨頭」，就是兩個截然不同底境界了。對於這部鉅著，我也曾「跳高欄」地跳過一遍，從頭跳到尾。我對《通鑑》有偏愛，數十年來，時時刻刻想再「啃」她一遍；但是數十年來，就從無此「機運」、「勇氣」和「決心」來幹這傻事。今見柏楊為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新生活運動」的副業我什麼時候也「讀」過一部《通鑑》呢？說來好笑，那是當年蔣委員長在南昌推行「新生活運動」推出來的。記得那年我正在家鄉一所「縣立中學」讀初二。我們那所學堂雖小，口氣倒大──以「南開」自比。平時功課不輕，「暑期作業」尤重。但是這年──「新

生活運動」開始之年──我們的「暑期作業」忽然全部豁免。原來蔣委員長要我們全部中學生，在暑期中「宣傳新生活運動」。為此，我校在學期結束之前，還辦了一個短期宣傳訓練班，並學唱「新生活運動歌」。這個歌，我到現在還會唱。前年還在家鄉，對那些搞「五講四美」的小朋友們，唱過一遍。那歌的開頭是：禮義廉恥，表現在衣食住行這便是，新生活，運動的精神

基隆八斗子娛樂漁業漁船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 -以基隆嶼主題旅遊為例

為了解決lamb羊的問題，作者曲家傑 這樣論述：

近年來由於海洋污染日益嚴重，導致漁業資源逐漸的減少。因此對於資源利用度依賴較小，經濟價值較大的休閒漁業，逐漸成為漁業轉型的重要事業經營選擇之一。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民遊憩需求，親近大自然海洋更是國人心中優先的休閒選擇之一。目前休閒漁業發展的項目中，以娛樂漁業發展海上遊覽、登島、海釣及賞鯨豚等活動，其中以基隆嶼主題登島旅遊，深受大眾喜愛。 本研究目的包括：1.瞭解基隆八斗子觀光漁港娛樂漁船遊客的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情況。2.瞭解基隆八斗子觀光漁港娛樂漁船遊客的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相關性。3.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之基隆八斗子觀光漁港娛樂漁船遊客在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上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之對象為

基隆八斗子觀光漁港娛樂漁船遊客，問卷調查於2022年1月20日至4月20日進行，預計發放問卷500份，回收460份，有效問卷為423份，有效回收率為91.9%，研究結果顯示：1.不同背景變項之基隆八斗子娛樂漁業漁船遊客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2.不同背景變項之基隆八斗子娛樂漁業漁船遊客在重遊意願上有顯著差異。3.基隆八斗子娛樂漁業漁船遊客在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上有顯著相關。 依據研究結果，基隆八斗子娛樂漁業漁船遊客在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兩個變項有顯著相關。本研究對基隆八斗子娛樂漁業漁船經營者及相關管理相關單位提供之建議，分述如下：(一)建議相關單位應定期檢視娛樂漁業漁船及碼頭等相關設施，加強並妥

善管理基隆嶼碼頭興建環島步道、興建緊急車用道路以利緊急後送，並強化登頂步道加強設施安全及導覽解說牌以利國內旅遊發展。(二)增加聯合服務櫃檯或船公司服務人員之專業服務引導，使乘客抵達登船服務櫃檯開始，就能有專業人員接待說明、購票及等待登船。船公司亦必須細心服務說明化解顧客之不安感，並提供顧客抱怨處理機制，更進一步還可以做到客製化與差異化，以達服務全面化之目標。(三)建議相關單位及船公司針對娛樂漁業漁船設計座椅之舒適度，並提供殘障或年長者之博愛座設計，以方便身障人士或老弱婦孺上下船舶，以及搭乘船舶行駛過程中人員移動之安全性，提升舒適滿意度。(四)建議相關單位提供不同訂價策略，並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敬

老票等不同優惠票價方式以吸引不同客群前來搭乘登島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