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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都會區綠建築標章在住宅產品銷售策略之運用潛力 -以代銷業者觀點為例

為了解決woo 100補助後價格的問題，作者李彥儒 這樣論述：

綠建築為建築產業中因應氣候變遷影響之具體項目，也是我國政府建築部門重要的政策，以往政策上對於民間業者透過一系列鼓勵及獎勵等措施，希望能達到綠建築市場的擴大及普及化，但推廣至今實質的成效並不理想。而根據研究顯示，透過行銷的方式有助於克服綠建築擴大推廣之障礙，但此觀點在現階段國內相關研究及討論尚有所不足。為探討綠建築產品銷售之潛力，本研究針對綠建築產品本身之效益及優勢等進行探討，並將這些銷售策略擬定時所需之重要因素，參考行銷組合4Ps 之主要的規劃分類方式，將這些重要因素予以歸納整合成一套綠建築住宅產品銷售潛力評估架構與指標，而後透過專家以權重值的方式予以判斷各項目對建築住宅產品銷售策略之影響程

度，後針對各指標權重值加以分析說明其潛力性及意涵，以此作為後續研擬綠建築標章作住宅產品銷售策略與方式之依據，並做為有關人員了解綠建築住宅產品實際的市場發展與認知之情況。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回顧分析及臺北市及新北市綠建築個案調查分析之結果，藉由行銷組合之主要的規劃分類方式為基礎，作為候選項目及指標之參考基礎，而後透過焦點團體訪談及德爾菲專家問卷收斂後，規劃架構出產品、價格、推廣等三大面向及歸納篩選得出十六項評估指標，而後利用分析階層程序法(AHP)針對各評估面向及指標進行評量。研究發現，臺北都會區之綠建築住宅主要銷售潛力因素臺北市及新北市因個案所處市場特性、房價、購屋價值觀、區域消費者屬性…等因素

，導致臺北市所重視之綠建築住宅銷售策略因素以產品面向及其次指標為主，而新北市則是重視價格面向及其相關指標的現象，而此現象亦呈現在臺北市及新北市綠建築住宅產品實際銷售時廣告訴求操作上之差別，因此在綠建築住宅產品之銷售策略擬定時應採因地制宜方式辦理。而在推廣面向上顯示政府參與推廣綠建築仍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有效途徑，也顯示現階段綠建築民間的推廣仍缺乏與消費者傳遞溝通綠建築的效益及優勢之作法，因此建議政府宜針對建商、代銷業者及消費者等針對其特性及需求加強整體性宣導及鼓勵。

1970年代後的臺灣農村發展體制

為了解決woo 100補助後價格的問題，作者黃仁志 這樣論述：

「農村發展」是在面對總體變遷和農村結構改變的情況下，以特定的農村願景圖象為目標所採取的規範性和組織性行動。要理解臺灣農村發展特質和運作樣貌，必須在歷史的變動軌跡中，掌握國家如何將因應國際局勢而轉譯的發展目標，透過各種相關的政策計畫和資源分配策略，佈署於農業與農村的行動體系之中，並以此形塑能與發展目標相互接合的行動體制。本研究即以「體制研究」的觀點，以戰後至1970年代的農政發展成果為基礎，探討1970年代後各階段臺灣農村發展的體制運作結構與特質。「體制」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詞彙，而體制研究則是著重於政策制度、治理模式和行為策略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以特定事務的發展或維繫為運作目標。現實中的體制從

來不是獨立存在，涉及政治的各種事務運作往往是諸多體制運作的結果，因而必須以「複合體制」的概念來加以掌握。而以體制論點所探討的農村發展研究，則是強調主導治理模式的影響力來源，並先後提出外源式發展、內源式發展，和新內源式發展等不同類型的體制運作模式。這些體制類型如何對農村發展模式產生影響，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戰後土地改革，是遷占者國家在「以物質資源調配策略鞏固執政穩定性」的政治目標下，透過改變土地所有權和耕作收益分配模式的策略，強化改由國家汲取農耕收益的正當性與可行性，並以此組構出「土改增產體制」。而在1970年代的國際局勢巨變中，國家作為影響農業與農村發展最主要的調節機器之角色更為明顯。如何調

度國內的農工資源安排，既加速由農轉工的推展進程以強化國際經濟角色，又能避免快速的城鄉移民造成都市部門的治理負擔，成為國家策劃發展策略的核心命題，而農村則是在工業化的浪潮中演化出「農村工業化複合體制」。1990年代之後，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歷程，則是使國內社會的意見能夠轉化為對國家施政規劃的壓力，並使農政體系浮現三生架構，進入「農村三生化複合體制」階段。但競逐經濟自由化利益的資本，也成為國家在轉為民選政治體系後不易調解的力量，更突顯出當時政府在「參與全球化」、「維繫國家主權」，和「推動政治民主化」三者之間左支右絀。2000年之後，在總統與地方首長選舉中持續變動的政黨輪替過程，使兩岸政經關係的

經營策略成為影響國內政策布局的重大變數；而氣候變遷所產生的環境災害，以及人口結構高齡化對於農村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也都各自引發施政對策的需求，使農村在面對資源多功能應用的需求下，形成「農村後生產複合體制」。從臺灣的經驗來看，影響「農村發展」的政策架構之所以演化成一個複合式的運作體系，是隨議題事務分化而產生的內部專殊化導致，使戰後初期的農地改革、農業強化、農家改善，逐漸分化為農地利用、農業產銷、農村建設，和環境生態等四個專殊化的基礎體制，並從戰後初期的「土改增產體制」，逐漸走向「農村後生產體制」。在此一複合體制的演化過程中，也為臺灣農村發展留下三個有待解決的難題：發展效益難題、統合機制難題，以及

不確定性難題。如何在複合體制的運作中解決這些難題，將是影響後續農村發展是否有所進展的關鍵。臺灣的農村發展經驗也顯示，單純以發展動力來源的內、外之分，並不足以分析農村發展所面對的問題和行動特質，而是必須深入探討其內、外動力的層級結構樣貌和運作特性，並以此反饋農村發展體制論點的理論內涵。面對未來持續發生的趨勢變遷，以及其所帶來的新課題與新政策，如何從農村發展體制的分析成果中，找到更深入的研究課題和對應的政策規劃框架，更是農村發展研究者與規劃工作者未竟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