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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發展之多尺度治理挑戰－臺北市「新東區」的案例分析

為了解決南港ar1的問題，作者李建衡 這樣論述：

過往探討新自由主義都市再發展的文獻多著重於地方政府與民間私部門之間的城市尺度，而當新自由主義的都市治理也席捲東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時，作為首都的介面城市（interface city）仍受國家機器策略性地介入，因此許多文獻將這些城市治理的關注置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私人資本三者之間的權力運作關係。然而，其仍然忽略來自跨境尺度、區域尺度，以及逐漸浮現於政策權力舞台的市民等其它尺度治理連結影響。因此，本研究以都市再發展多尺度治理分析架構，透過結合不同尺度之間的治理關係，以綜合性的視角重新詮釋都市再發展政策過程中，更複雜、卻也更完整與真實的治理矛盾問題。本研究

以作為臺北市「新東區」的南港地區為例，後工業化南港地區的大批棕地成為腹地有限的臺北市近30年來的都市再發展策略之地，然而其政策卻呈現不斷延宕與變更問題，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新自由主義都市開發策略下的多尺度治理矛盾，故本研究以多尺度治理架構，分析南港地區都市再發展政策延宕與變更的原因。研究結果顯示，第一，跨境／國族／區域尺度治理矛盾使得城市區域競爭力受限，在此結構環境背景影響下，降低民間私部門投入南港地區開發的意願，而到目前為止，臺灣智埠中樞－五大中心計畫之中，沒有任何民間私部門投入的開發案完成；第二，政策執行階段的公私合夥機制失靈危機，公私合夥機制基礎薄弱導致公私部門彼此的投機行為，影響政策與開

發案執行成效；第三，政策效應形成公私合夥機制的「滯澀」，市民對於公私合夥機制基礎薄弱與新自由主義極化發展的不滿，形成政治壓力迫使市政府進行政策調節，然而2014年底後，柯文哲市府團隊過激的政策調節，造成公部門的信任與社會資本巨幅貶值，使得私部門不願與之合夥，進而形成新一波的政策延宕與變更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