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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台灣與香港在職母親之自我落差、職家角色認同、角色衝突、與情緒之關係

為了解決貝克憂鬱量表線上測驗的問題，作者袁慧萍 這樣論述：

在職婦女具有職業與家庭兩種角色，但在社會既存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下，她們需要工作並兼負家事、育兒之主要責任，易於感到職業和家庭角色上之衝突。按照Higgins (1987)的自我落差理論及Polasky與Holahan(1998)的相關研究，在職母親實際我與理想我有差距時，則有較多的憂鬱、焦慮情緒、與職家角色衝突。由於在職婦女具有職業與家庭兩種角色，本研究將自我落差分為職業及家庭兩方面，探討其與情緒及職家衝突是否有不同的關聯。再者，本研究欲了解：自我落差與情緒、職家衝突之關係是否受到角色認同之重要性所影響–亦即，當婦女愈認同職業角色，那麼在職業範疇的自我落差是否更容易帶來負向情緒及職家衝突，反

之在家庭方面亦然。另外，台灣及香港同屬大中華文化，但進一步對比自我概念，香港人較傾向個人主義，台灣人則傾向集體主義(葉蓉慧、陳凌，2004)，因此本研究亦探討兩地的在職母親在上述的變項是否有所不同。本研究以方便取樣的方式，於台灣及香港邀請育有至少1名12歳以下子女的在職母親填寫網路問卷，共取得有效樣本206人(台灣102人，香港104人)。她們問卷內容包括：職業與家庭的自我線段(Francis, Boldero,& Sambell,2006)，測量自我落差；正負情緒量表修訂版(Brief PANAS)；家庭/工作角色認同量表(Aryee & Luk, 1996)、 與職家衝突量表簡短版(Car

lson, Kacmar, & Williams, 2000)。研究結果顯示，在自我落差與情緒的關係上，在職母親不論在工作或是母職方面的自我落差越大，則負向情緒越多，符合自我落差理論。母職方面的自我落差越大，則正向情緒越少。至於自我落差與職家衝突的關係上，在職母親的工作自我落差越大，職家衝突越大。在調節效果上，結果顯示在職母親的職業角色認同對工作自我落差與負向情緒有顯著調節作用 -- 越認同職業角色，在自我落差與負向情緒的關係越顯著。而家庭角色認同對自我落差及情緒，以及在職母親的職業/家庭角色認同對自我落差與職家衝突的關係的調節關係並不顯著。最後，本研究也比對香港與台灣兩地母親在各變項之差異，

以及在職業與家庭的理想我有何不同。根據上述結果，本研究提出之假設大多獲得驗證。本研究亦發現，台港兩地在職母親雖然受西方文化影響，但都顯示了著重儒家傳統文化的華人特色，重視實踐家庭的身份角色多於職業角色。

結合眼動追蹤的正向視覺搜尋訓練對高社交焦慮者在社交焦慮與注意力控制之效果

為了解決貝克憂鬱量表線上測驗的問題，作者李亭勳 這樣論述：

研究目的與背景：認知理論假設社交焦慮者在社交情境中，容易將注意力轉向監控環境中帶有評價意味的潛在威脅訊息，而產生注意力偏誤(警覺、難以脫離與逃避)，此注意力偏誤會維持或是惡化社交焦慮。此外，部分研究也指出社交焦慮者相較於非焦慮個體，對於正向刺激的關注較少。注意力偏誤修正方案(Attentional Bias Modification; ABM)過去已運用在對焦慮個體的介入，但研究結果並不一致。然而，過去ABM研究多以訓練個體逃避威脅訊息為目標，較少以訓練個體搜尋正向訊息為目標。本研究採用正向視覺搜尋ABM，訓練高社交焦慮者主動搜尋正向訊息，探討正向視覺搜尋ABM對社交焦慮的注意力偏誤、注意力

控制以及社交焦慮的效果。研究方法：參與者為86位大學生，以社交互動恐懼量表(Social Interaction Phobia Scale)篩選出的高社交焦慮者，隨機分派到搜尋正向抑制威脅組(search positive in threat，SP-T; n = 28，男生 = 6 ; Mage = 21.07，SD = 1.46)、搜尋正向抑制中性組(search positive in neutral，SP-N; n = 29，男生 = 4 ; Mage = 20.45，SD = 1.24 )以及控制訓練組(control training，CT; n = 29，男生 = 5; Mage

= 20.48，SD = 1.64)。在前測階段，參與者在線上完成填寫社交互動焦慮量表(Social Interaction Anxiety Scale)、社交恐懼量表(Social Phobia Scale)、簡式負面評價恐懼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害怕正向評價量表(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情境-特質焦慮量表-特質(State Trait Anxiety Inventory-Trait)、注意力控制量表(Attentional Control Scale)、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Bec

k Depression Inventory-II)。接著進行混合反跳視作業與注意力投入與脫離作業，最後完成一項演講作業，進行演講作業的同時記錄參與者對觀眾回饋的眼動型態，並進行主觀焦慮程度的評估以及生理指標(膚電反應與心跳速率)的測量。前測結束之後，參與者完成共4次(每週2次)的視覺搜尋訓練。在後測階段，參與者完成與前測相同的測量。研究結果：在注意力投入與脫離作業中，三組參與者在訓練前後的注意力投入時間上均無明顯變化；然而在脫離時間上，SP-T組與SP-N組在訓練後對威脅臉孔的注意力脫離時間顯著變快，CT組在訓練後對快樂與難過臉孔的注意力脫離時間顯著變快。在演講作業中，SP-N組在訓練後對正

向回饋的凝視比例顯著提升，對負向回饋的凝視比例顯著下降。在混合反跳視作業中，三組的跳視錯誤率與正確跳視潛伏期在訓練前後皆無明顯變化。在演講作業中，無論是主觀焦慮的評估或是客觀的生理指標，三組在訓練前後皆無明顯變化。在自陳量表上，三組參與者於訓練前後在各量表的得分上均無明顯變化。相關分析結果顯示SP-N組對正向回饋凝視比例的增加與社交焦慮變化無顯著相關；兩組訓練組對威脅刺激的脫離速度加快與社交焦慮變化間無顯著相關。結論：本研究顯示，正向視覺搜尋訓練能成功對參與者的注意力型態造成影響。正向視覺搜尋訓練可以促進高社交焦慮者更快速脫離威脅，然而，只有SP-N訓練情境可增加高社交焦慮者在社交焦慮情境中對

正向回饋的關注，並減少其對負向回饋的關注。不過本研究結果顯示正向視覺搜尋訓練在改善參與者之注意力控制與社交焦慮程度上並沒有明顯效果。此外，本研究並未發現訓練後導致的注意力偏誤變化與社交焦慮程度變化間具有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