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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與伊斯蘭中國：一段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

為了解決1989年農曆的問題，作者楊海英 這樣論述：

「當民族自決權在中國確立的時候， 天安門應該就不會再燃起黑色狼煙了吧！」——楊海英   以蒙古人類學者的視角，回溯中國穆斯林的前世今生 重新理解中國西北部的民族多樣性，尋找被隱藏的「伊斯蘭中國」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張中復——專文導讀★★   　　中國自一九五○年代起展開「民族識別工作」，至今已編列五十六個少數民族，然而，所謂的「民族基準」並沒有考慮少數民族的歷史認同。例如現今的中國西北，便分布為數眾多的種族，他們的主體性與文化多樣性始終被單一化、標籤化，他們難逃附屬於國家集權主義下的漢文化中心思想，他們的文化異質性更被視為落後的象徵。  

　　如今的中國西北是中國穆斯林聚居之地，社會結構充滿伊斯蘭元素，各民族遵循伊斯蘭教條作息，因此又被稱為「伊斯蘭中國」。這個「伊斯蘭中國」擁有廣大河谷與優良的草原，漢人視之為荒漠，在蒙古人眼中卻是理想的放牧地區，因此中國西北成為一塊巧妙把蒙古與伊斯蘭融合起來的地區。   　　蒙古族出身的人類學家楊海英留意到這種獨特的文化構成，為了釐清這片土地上複雜的文化關係，他親自前往中國西北，走訪「伊斯蘭中國」的穆斯林族群，探索這片土地的文化內涵，呈現出蒙古與之密不可分的關聯性。   　　◎從歷史回溯蒙古與伊斯蘭的關係   　　伊斯蘭能夠在東方世界擴張，一部分得力於蒙古人的征服計畫。信仰

伊斯蘭的波斯、阿拉伯及中亞各族人，隨蒙古軍隊定居中國，構成回族的基礎。在元代，色目人（非蒙古人、漢人、南人的族群）的地位僅次於蒙古人，協助蒙古統治中國，足見穆斯林與蒙古人的深厚關連。兩者的友好關係，卻在十九世紀末，因為一場在中國西北部的「回亂」而出現變化。   　　楊海英透過梳理蒙古族的口述史與記錄，道出原只是漢、回間的亂事，被捲入其中的蒙古人其實是「受害者」。蒙古人當時作為清政府的盟友，受召出兵，故此被回族視為「鎮壓者」，對其進行反抗。由此，造就蒙古族與穆斯林之間，至今長達二百年的嫌隙。這一段對蒙古人來說無法遺忘的歷史創傷，在中國官方通史裡找不到任何字句，而其作為一種替國家政策背書的

依據，極容易忽略少數民族歷史。因此，事情必須回歸到民族本身所書寫的歷史記錄中，包括口述歷史，才能看見歷史事實的全貌。   　　◎實地考察被遮蔽的民族多樣性   　　楊海英走訪內蒙與西北的甘肅、寧夏與青海等地，從不同的穆斯林族群中尋找其中的蒙古文化元素，如作為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胡同人，他們屠宰綿羊不使用蒙古人剖開腹腔切斷大動脈的方式，而是一定要採取委由導師切斷喉嚨的方法，但是他們不使用伊斯蘭曆，而是和蒙古人一樣會過農曆新年。   　　另外，他進入臨夏回族自治區，以河州為中心，觀察回族分離出來的新分支，包括住在東鄉的東鄉族、住在西鄉的則是保安族與撒拉族的聚居地。這些新分

支的出現也代表新的身分認同意識產生，也發現了蒙古因素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像保安族主張，他們的祖先是在成吉思汗大軍征服中亞後移居過來的色目人。蒙古人作為統治者，故色目人也跟著使用統治者的語言；保安語因而受到影響，它具備明顯的蒙古語特徵。由此，這次的考察之旅為理解蒙古與穆斯林的相互影響提供了實證。   　　此外，這趟旅程也揭示現今中國民族識別政策所產生的問題，如居住在青海省的圖馬特人，有可能是回族與蒙古族混血形成的群體或維吾爾人的後裔，身分卻登錄為「回族」。現今的少數民族分類政策，其實是沒法反映民族形成的真實狀況。這使原本已對少數民族所知甚微的外界，無形中被建構對該民族單一代的認知，加速少數

民族主體性的消亡。   　　透過這種定義的方式，給予「某某族」之名作為認同，把其內部差異單一化後，少數民族就更容易被整合，進而加快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既是隱含「漢民族」優越性的意識形態，亦是把民族內部獨有的文化內涵掩埋，防止少數民族團結起來的手法。   　　◎記錄民族心靈的方法論 　 　　面對主體性的消亡危機，少數民族也努力寫下自身的歷史。回族出身的著名歷史研究者、作家張承志認為被保存在生存方式中的「正確的方法論」就在「虔信的教徒保持下來的生存方式當中」，並說明回族內部的獨特歷史記事方法：用夾雜著漢語的阿拉伯語的方式，把宗教上最重要的事項記下來，當成「經典」秘密

流傳。這樣的資料雖然對外部封閉，但極有效地對抗外在勢力的侵蝕，並稱此為「生存方式的歷史」。因此「殉教史」就是他們在中國的民族「歷史」。   　　此外，楊海英非常重視口述歷史。因為對於沒有文字的族群而言，口述成為他們承傳歷史的方法；而只有聆聽他們的話語，才能知道那時的實況與他們的心情。這一些都是少數民族在漫長生活中保存並承傳的秘辛。而與官方修史方式相異的編年史與民間傳述，則能夠清楚描繪出歷史當事人的生活與精神面貌。因此，此書利用珍貴的口述資料，呈現了極為豐富的民族信仰精神。就是這獨特之處，才能察見少數民族是如何看待自身的歷史，完成這趟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   　　專文導讀 　　

張中復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前系主任

1989年農曆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蕅益智旭「現前一念心」研究

為了解決1989年農曆的問題，作者黃鴻文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蕅益智旭「現前一念心」的觀念為主軸，以天臺宗「妄心系統」為義理基礎，對智旭的佛學思想進行提綱挈領的研究與掌握。論文架構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智旭「現前一念心」思想外延的介紹，包括了第二章〈智旭與天臺宗〉、第三章〈智旭著作分說〉與第四章〈天臺宗「現前一念心」之源流〉。第二章以智旭生平事跡中與天臺教理有關者為主，討論智旭抉擇天臺宗為其思想本位的過程與智旭對其它宗派的看法。第三章將智旭的諸多著作粗分為六類，行文的重心仍在討論這些著作中有多少天臺思想在其中，並試圖看出天臺思想占著什麼樣的地位。第四章則從天臺宗的歷史中揀擇出智顗、湛然、知禮三位最重要的祖師，在他們的文獻中嘗試找出一個判別

天臺宗之所以為天臺宗的標準。雖然這部分只是外延地介紹智旭的天臺思想，尚未進入其核心，但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與臺宗的淵源與天臺教理對他的影響。如果再以天臺歷史的源流標準來看待之前或之後的章節，可以發現盛談現前一念心的智旭在思想根柢上其實是完完全全的臺家子孫。　　第二部分是針對智旭「現前一念心」的觀念來展開討論，以第五章〈智旭「現前一念心」析論〉為主。天臺宗的傳統大多是以《法華經》的「開權顯實」來闡揚「現前一念心」的本體論與工夫論，智旭則是側重在「如來藏性」來談「現前一念心」的妄心思想，他認為任何一法莫不具有「如來藏性」，證悟「如來藏性」與否即是解脫的關鍵所在。由於法法皆有「如來藏性」，以此暗合天

臺傳統的「一色一香，無非中道」，隨一悟入就能解脫；然而對心力羸弱的凡夫而言，佛法太高，眾生法太廣，只有現前一念六識可觀。如果行人能透視第六識的緣生無性，當下即空、即假、即中，即能證悟其中的如來藏性，所以他常將「現前一念心」掛在嘴邊，力勸行者以此為修觀的對象，其背後支持的理據，即以「如來藏性」之貫攝一切法為先天的本體論，以「一心三觀」、特別是「空」觀的「四性推檢」來觀照現前一念心為後天的工夫論，這樣的思想性格全幅是天臺精神的展現。第三部分是在確定了智旭「現前一念心」在其思想的重要地位後，將智旭學說中如「三學一源」、「捨禪歸淨」、「性相分河」、「儒佛會通」等重要論點整理出來，觀察「現前一念心」在這

些論點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這部分包括了第六章〈「現前一念心」與「三學一源」〉、第七章〈「現前一念心」與「捨禪歸淨」〉、第八章〈「現前一念心」與「性相分河」〉、第九章〈智旭「儒佛會通」的內部問題〉。當他以天臺圓教的高度衡定這些論點，在妄心思想的架構下安排這些論點中的爭執時，可以常常看到「現前一念心」貫穿其中，並居於關鍵或主導的地位。智旭立足於天臺妄心系統上，強調「現前一念心」對吾人生命之昇沉、苦樂、迷悟有絕對的重要性，不但對天臺傳統賦予了新的詮釋，並以此為綱領來註解群經，以完成他「但有一佛乘」的理想。由於他身處在一個以融合為風潮的時代，所以當他戮力於融合「性相」、「禪淨」、「禪教」、「三學」、「

儒佛」等課題時，每被忽略了此融合工作背後立足於妄心系統所依據的指導原則，常令人誤認為他的思想不拘一宗一派，這樣的忽略與誤認不僅使得研究智旭的任何一本著作產生了多多少少的隔閡，更難以在佛教思想史上為智旭找到一個合理的定位；換句話說，唯有從天臺的妄心系統來理解智旭的思想，才是貼近他生命核心的正途。

傳統與中國人

為了解決1989年農曆的問題，作者劉再復,林崗 這樣論述：

　　本書首先追溯了思想史上批判理性的演變與成長。由明末清初西學東漸開始，因不同的思想體系的交流樹立起一面中國思想自我認識的鏡子，開啟了中西思想的交鋒。近代列強的入侵和統治者應對的失敗，促使先知先覺者始從器物、繼而制度、終則文化價值三個層面的遞進來反思遭遇的問題。 　　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學運動體現了批判理性的「根本覺悟」。作者將其中對傳統文化和國民性的反思批判總括為四個基本主題：主奴根性、解脫人生、泛道德主義和天朝心態，聯繫古代文化、思想和歷史探討傳統怎樣塑造和影響國民性格的消極面，傳統思想和價值觀怎樣在自身演變中「變本忘源」而成為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巨大的文化障礙，由此證成五四

新思潮和新文學對傳統反思和批判的合理性。 　　傳統與國民性之間的關係是五四先驅思考甚多而且批判嚴厲痛切的問題。五四作為一個時代雖然已經過去，但是五四先驅留下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精神也已經成為中國現代的思想傳統，它值得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思索和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