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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以後中國大陸省級機構改革之研究--以江蘇省為例

為了解決carfax翻譯的問題，作者宋紀均 這樣論述：

十五大以後中國大陸省級機構改革之研究—以江蘇省機構改革為例中文摘要自1978年中共11屆三中全會至今，改革開放已逾卅年，中國大陸面臨急遽的社會政經轉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機構改革也隨著政經環境的轉變而不斷推進。尤其是面對如此重大的轉型，改革就像處於十字路口，各級地方政府莫不戒慎恐懼，深怕稍有差池便跌落萬丈深淵。因此，如何因應改革，對地方政府而言是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中國大陸被視為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江蘇省則是這個國家的一個先行省分，本文的研究以江蘇省為主要對象，正是基於其經濟發展和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在中國大陸所處的關鍵地位。筆者於研究所時期開始接觸中國大陸研究的領域，關注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的

各項政經社轉型發展，特別注意經濟體制改革與行政管理體制發展的互動關係以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轉變。中國大陸在1997年十五大以後，從中央到地方開始一系列的機構改革便成為筆者關注的焦點。一般學者大都是將研究的焦點放在國務院的機構改革，反而忽略了地方政府在改革過程中的作用及其運作，事實上地方政府直接面對基層群眾，其作為對民眾的影響更是深遠。此外，地方政府對於機構改革的態度及其確立的行政改革目標，相對於中央政府而言更為複雜。因為，處於承上啟下關鍵地位的地方政府既要面對中央政府或上級政府，又要面對下級或基層政府的雙重關係，所以地方政府的改革目標從整體角度來看，都要比中央政府複雜得許多。因此，研究省級機構改

革可更為全面地掌握「機構改革」概念體系的實踐狀況。相對於國務院機構改革，省級政府機構改革的範圍更大、所牽涉人員更多、單位更廣，因此，難度也更大，研究省級機構改革，有其一定的意義。以省級機構改革作為基礎，或是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來驗證「機構改革」的體系、概念的實際運作，有其一定的意義。本文首先對中國大陸省級政府的發展沿革及東、西方關於政府機構改革的理論進行梳理、總結，然後著重探討十五大後中國大陸的省級機構改革，並以江蘇省政府機構改革為實證研究對象，並據此研究成果進一步檢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新型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本文回顧中國大陸建政以來的歷次改革，其中改革幅度最大、成

效最顯著的是98政府機構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提出政企分開以及精簡機構與人員的目標，而轉變政府職能為其重點。本文對國務院與省級機構改革的背景、內容及效果進行分析，然後通過對江蘇省政府機構改革的實證研究，深入探討省級政府改革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會遇到的具體問題及相應對策。經由本論文研究發現，中共建政伊始，重點對國務院進行改革，沒有深入到對省級地方政府機構進行改革。93改革雖有涉及到省級政府機構改革，但成效不大。98改革，中央加大對省級政府機構改革的力度，專門制定針對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指導意見。地方政府改革過程中，因地制宜，以轉變政府職能為重心，基本實現改革的既定目標。經過對江蘇省政府機構改革的研究，並

深入研究蘇南、蘇北地區的機構改革，發現蘇南模式的成功，關鍵在於政府轉變職能，做到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府對市場不過分干預，使蘇南的鄉鎮企業充滿活力。而蘇北地區由於歷史、地理、人文等因素的影響，經濟水準低，需要政府加強宏觀調控，調動整個江蘇的力量帶動蘇北經濟增長。而且，本文在第五章將同時期的江蘇省政府機構改革與我國台灣省政府「精省工程」作一對比，發現我國在此時期所推動的「精省工程」將省政府組織「虛級化」，有其自身特殊政經社環境背景的需要，同樣的江蘇省的省級政府機構改革，為因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強化省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也是為了回應自身的改革需求。兩地都因為個別獨有的特殊因素而採取了迥然

不同的策略選擇，一要政府職能「虛級化」、一要「強化」宏觀調控的政府職能，這完全是取決於改革者所處的客觀場域所決定的。研究發現，98年機構改革雖然取得較大成果，但為配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政府機構也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因此，本文論述十五大後政府機構改革的新趨勢，分別是03年十六大後的加強監管體制與08年十七大後的「大部制改革」。總體而言，中國大陸的機構改革在改革前期，理論準備較不充分、太主觀、隨意性太大，全靠領導人自己思考。而前期的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則未能充分體現地方特色。與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相比，中國的機構改革也具有啟發意義，因為改革的根源是在「計畫經濟」轉變成「市場經濟」

，是一種體制轉換，改革的動力來自於「體制改革」、「體制轉換」，根源是在「職能轉變」，這與西方各國的改革基礎不一樣，彼此的改革動力有也不同。

台灣鄉土小說翻譯---論黃春明與王禎和作品之可譯性及其英譯之等效問題

為了解決carfax翻譯的問題，作者王儷蓉 這樣論述：

摘要 台灣文學近年來蔚為顯學，英譯台灣文學於海內外亦逐漸受到重視，自一九六０年開始，國內外便陸續出現台灣文學作品的英譯本，當時許多華文文學選集皆同時收錄了黃春明、王禎和的鄉土小說。鄉土小說內容以描寫台灣本土人事物為主，頗能凸顯台灣風人文風土之特色，然而，對譯者而言，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翻譯這類作品時挑戰性十足。回顧六、七０年代，台灣最受歡迎的鄉土作家，莫過於黃春明與王禎和，其兩人之作品又多為美籍翻譯家葛浩文所譯。本論文以尤金‧奈達 (Eugene A. Nida) 的翻譯等效論（形式等效、功能等效）為基礎，以黃春明、王禎和鄉土小說英譯本為例，旨在探討台灣文學英譯的

等效問題，以及譯者翻譯本土文化時所採行之策略與技巧。本文以實例分類討論黃春明、王禎和小說之英譯，評估各類譯文所傾向之等效類型。此外，針對台灣語言複雜多元的特色，本文亦論及本土文化之可譯性，並檢視不同譯者的處理方式與優缺點。最後，筆者總結台灣文學翻譯所涉問題廣泛，單以等效原則論之，尚有未竟之處，例如語言文化之特殊性，讀者對原文字意的解讀，以及字義本身的遊移不確定性，並非等效論所涉及的範圍。因此，等效僅能作為翻譯台灣文學的應用原則之一，無法兼顧所有層面。台灣文化的複雜性，導致譯者在諸多情況下，無法找到意義相符且效果對等之詞彙，而原文歷經不同的譯者以不同策略解讀後，譯本的內容也往往互有出入，這些風格

、內容相異的譯本，其實便能間接帶出原作之特色與內涵，其核心精神愈經推敲愈為明確。因此同一作品若能擁有多版譯本，對於台灣文學意涵的釐清，將有正向的影響。此外，譯評不僅能鼓勵譯者，也提供了建議，對台灣文學翻譯品質的提升頗有助益。就黃、王作品而言，其英譯本零星，大多為單一譯本，而針對現有譯本所作的評論也相當少見，盼此論文有拋磚引玉之效，鼓勵更多新、舊譯者主動參與，藉由不同譯本與各類譯評的出現，互相參照，相得益彰，台灣文學多樣的面貌才得以展現在外國讀者眼前。